清朝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仿照明朝所建的，但清朝的中枢政务机关是内阁，由大学士行宰相职权。执行机关是六部，后来军机处的设立取代了内阁的大权。军机处的办事效率很高，体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

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是全盛期，又叫康乾盛世。这期间台湾统一，康熙帝有平定了准部叛乱，中国疆域宽广而趋于稳定。

在乾隆末年清朝已显现败象，社会矛盾激化，起义不断。和珅的贪污代表了一种腐败趋势，体现出了政治的腐败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南方的抗清斗争

    1644年（顺治元年）五月，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与东林党人斗争不已。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和马士英都以大学士名义入阁办事，但是马士英一伙很快就把史可法挤出南京，令其督师扬州。

    但弘光小朝廷非常腐败，朱由崧昏庸荒淫。马士英之流乘机树党营私，大肆打击迫害反对过马、阮的东林党人。当政者勒派军饷，增加赋税，甚至公开卖官，贿赂公行，政治腐朽到极点。

    1645年三月，清军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指亳州，一路指徐州。就在此时，南明内部互相攻战不已，清军乘机南进。四月十五日，清军围扬州。史可法坚守孤城十余天，最后城破被执。清豫王多铎备加礼敬，劝他投降。史可法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慷慨就义。他的余部和扬州人民一起，同清军展开巷战，全部壮烈牺牲。清军占领扬州后，对人民大加杀戮。

    清军于五月间顺利进入南京。弘光帝逃到芜湖，很快就成为俘虏。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来不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都卖身投靠清王朝。
六月，清政府重申薙发令，促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江南北各地人民纷起抗清。其中尤以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最为惊心动魄和可歌可泣。

    清军攻下江南后，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浙江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纷纷行动起来抗清。

    1645年（顺治二年）闰六月，浙中义师公推张煌言等人去台州迎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监国位。同时，郑芝龙、黄道周等也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

    但鲁王、唐王两个政权互争真伪，不能合作。鲁王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政治腐败。1646年（顺治三年）六月，清军渡过钱塘江，进攻绍兴，鲁王在张名振的保护下浮海南逃。

    唐王政权内部同样十分腐朽，其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郑芝龙手里，而郑芝龙无意抗清。首辅黄道周挺身而出，请求督师北伐，但郑芝龙却百般刁难。黄道周在进军途中，兵败被俘，不屈遇害。

    当清军南下进逼福建时，郑芝龙便准备降清。1646年秋，福州失守，唐王逃至汀州（长汀），被清军俘杀，郑芝龙不听从他儿子郑成功等人的苦心劝告，剃发降清，隆武政权倾覆。

    1651年，舟山被清军攻破，张名振、张煌言保护鲁王航海南下到金门。1653年（顺治十年）鲁王去监国名号。张煌言与郑成功结合起来，继续进行抗清斗争。
1646年（顺治三年）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湖广总督何腾蛟等拥立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皇帝位，改元永历。

    当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尚有众四十余万，在荆襄地区继续坚持抗清斗争。1645年秋，他们鉴于局势的危急，便主动与唐王政府结合起来，共同抗清。唐王政府倾覆后，他们又支持桂王政府，一直战斗在抗清斗争的最前线。

    1647年正月，清军攻下肇庆，桂王先后逃到梧州、桂林、全州、武冈等地。1647年十一月，郝摇旗等部农民军在全州大败清军，“斩级无算”清军被迫退保湘南。

    1648年，原来占据江西的降清明将金声桓和占据广东的降清明将李成栋，由于没有达到个人目的，对清廷不满。在人民坚持抗清斗争的影响下，他们先后反正。大顺军与明军乘胜大举反攻，连克靖州、常德、衡州、湘潭、衡山等地，包围长沙，几乎收复了湖广地区的全部失地。

    但是，腐朽的桂王政权，不仅不能利用抗清斗争的有利形势，反而加剧了内部的竞争。对立集团双方互相攻击，各图私利，他们还百般刁难、排挤大顺农民军，这就削弱了抗清的力量。1649年春，清军攻破南昌，金声桓败死。不久，李成栋在渡水时溺死。同时，何腾蛟也在湘潭被俘，不屈牺牲。1650年十一月，清平南王尚可喜破广州；定南王孔有德破桂林，瞿式耜被执殉难。这时，大顺军的战斗力也大受损伤。余部由李来亨、贺锦率领，由贵州向巴东进发，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在张献忠牺牲后，遗部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率领，在川南、云、贵一带，坚持斗争。当桂王走投无路时，只得接受了大西军的建议。1652年二月，孙可望迎桂王居于贵州的安隆所。
1652年（顺治九年）三月，大西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李定国进入湖广后，连克重镇，再转攻广西，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李定国又回师北上，直取长沙。十一月，李定国与清军主力大战于衡州城下，大破清军，击毙敬谨亲王尼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刘文秀在四川也大败清军，收复重庆等地，迫使吴三桂退守汉中。

    但是，李定国在抗清斗争中的巨大战功，却引起了孙可望的忌妒。孙可望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破坏原定的作战部署。李定国只得退回广西，转攻广东，后又转移到云南。孙可望于1657年以十余万大军进攻李定国。但广大将士临阵倒戈，投向李定国。孙可望日暮途穷，投降了清军。

    1658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桂王逃入缅甸。李定国退至孟艮（云南边境），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1662年（康熙元年）春，吴三桂由缅甸俘桂王还昆明。后以弓弦绞杀于市。同年七月，李定国在勐腊（西双版纳自治州勐腊县）不幸病逝。

    李定国失败后，清军遂集结重兵向大顺军扑来。到1664年（康熙三年）八月，李来亨率领的最后一支大顺军矢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至此，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二十年之久，最后在满汉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郑成功的抗清斗争

    郑成功（1624年～1662年），福建泉州南安县石井乡人，本名森，字大木。以后，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

    郑成功先以南澳为基地，组织抗清力量，很快发展壮大起来。1647年（永历元年）从南澳出兵，两三年间，接连攻占了福建沿海许多地方。

    郑成功起兵抗清十多年，曾多次进行北伐和南征，其中以1659年（顺治十六年）的北伐，声势最大。这年六月，郑成功同张煌言率领十七万水陆大军，由崇明而上，破瓜州，克镇江，进围南京。张煌言另率一支军队溯江而上，进驻上游门户芜湖，并分兵攻克太平、宁国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南京清军几不可守。但由于郑成功麻痹轻敌，耽误了战机，最后全军溃败。

    郑成功北伐失败后，清统治者为对付这支抗清力量，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禁止舟船出海，以切断东南人民同郑成功的联系。这给郑成功造成很大困难。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特别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清斗争，在爱国思想支持下，郑成功遂决意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我国固有领土台湾，以为抗清根本。

    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派兵侵占台湾，修筑要塞，又强迫台湾人民“耕田输租”。他们还巧立名目，对七岁以上的中国人每月征收人头税，对打猎的征打猎税，捕鱼的征鱼税。他们还垄断台湾的对外贸易。

    1635年（崇祯八年）高山族人民为反抗殖民压迫，一夜之间杀死荷兰侵略者六十多人。1652年（清顺治九年），以郭怀一为首的台湾汉族人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坚持半月之久，最后被荷兰殖民者残酷镇压下去。

    1659年，郑成功进攻南京失败，退回金、厦后，进一步感受到台湾人民殷切盼望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要求。这时，曾担任荷兰“通事”的爱国者何廷斌，向郑成功献了一幅台湾地图，透露了台湾荷兰殖民者内部的机密情况，并表示愿做攻取台湾的向导。
郑成功收复台湾

    1661年三月，郑成功从厦门移驻金门，部署军队，大修船只，积极进行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令其子郑经及部分将领留守金门、厦门，自己率军队2.5万人、大小战船数百艘进军台湾。大军由金门料罗湾出发，经一日航行抵澎湖。四月二日拂晓，在浓雾弥漫中船队进入台湾海面，在熟悉水道的何廷斌的引导下，出敌不意地通过泥沙淤积的鹿耳门航道，迅速取得了登陆北线尾岛和赤嵌城（台南市）西北部附近港口的胜利。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一听到祖国军队到达的消息，纷纷前来欢迎和协助。

    当时，在台湾的荷兰殖民军约2000余人，他们船坚炮利，在武器上占优势。当郑成功军队登陆台湾后，荷兰长官揆一指挥其侵略军从海陆两方面进行反扑。郑成功指挥军队迅速打退了敌人，随即包围了赤嵌城，要求荷兰殖民者立即退出台湾，若能献城投降，可以受到优待，如继续顽抗，必将受到严惩。但揆一不听警告，拒绝投降。郑成功遂指挥军队猛攻赤嵌城，终于迫使赤嵌城荷兰守军献城投降。

    郑成功收复赤嵌城后，又集中兵力分水陆两路围攻揆一所在地的台湾城（安平）。攻城一时未能奏效。郑成功决定“围困俟其自降”，同时，又派人深入台湾各社，发动群众起来和荷兰殖民者进行斗争。

    八月间，荷兰殖民者从巴达维亚派甲板船十余艘、海军数百人，来台湾增援。台湾荷军乘援兵到达，发动反扑。郑成功派水兵勇将多人，率军迎敌，大获全胜，夺获甲板船二只、小艇三只。从此，台湾城的敌军外援断绝，再也无力出击了。

    郑成功军队在围困台湾城八个多月后，又发起了强攻。1662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历2月1日），荷兰殖民长官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军民经过九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采取了许多政治、经济措施。如在当地设置府县机构，管理各地；组织士兵进行屯田，奖励各族人民垦荒，大陆人民也陆续迁往台湾。郑氏政权规定向高山族每社派去汉族农民一名，给熟牛一头和一些农具等，推广铁犁牛耕等生产技术，使台湾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此外郑氏政权还提倡开设学校，提高台湾人民的文化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