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皇帝去世时，为神宗留下了非常好的底子，朝中贤臣当国。大学士张居正，高拱，高仪都是正直之士，极善谋略。内宫安定祥和，穆宗正宫陈皇后与神宗生母李太后相处十分融洽，权倾朝廷内外的大太监冯保也是贤明之人，他是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

　　大明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他任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进行变法改革。张居正首先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裁撤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进而又向经济方面推广，他通过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在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饬，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使边境晏然。一系列的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挽救了财政危机。使得万历年间的前十年，政治清明，经济飞速发展，使濒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明神宗不仅对张居正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张居正非常注重对小皇帝的教育，亲自指导万历皇帝读书，为他安排周详的课程，选拔有素养的大臣主持教学。小皇帝也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冬天上课的时候，神宗总是嘱咐太监将厚厚的毛毯放在张居正的脚下，以免冻着他的脚，张居正生病后，神宗更是亲自为他熬药，张居正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事必躬亲，霄旰沥胆，将一个大明王朝治理的井井有条。

　　明神宗从思想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但是自明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之后，神宗开始独掌政权，却自毁新政，反过来扼杀了这场颇有生气的改革，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张居正变法期间失势的守旧派大臣乘机反扑，弹劾张居正和他的支持者冯宝，加上冯、张二人以前对神宗约束过严，使神宗此时反感骤升。大明万历十年十二月，神宗以冯保欺君蠹国之罪，免其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随之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不久后又诏夺了张居正所封官职，谥号。张居正没有逃脱家产被查抄，家人被蹢戍的厄运。

　　全面否定张居正改革，也是神宗本人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从此以后，明神宗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长年深居禁宫，他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私欲，大肆发作。大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他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使百姓怨声再道，造成民变频繁。

　　大明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明神宗下旨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获得全胜，但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造成国库空虚。

　　就在明神宗隐居深宫，怠于临政，万事不理之际，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满洲建州左卫指挥努尔哈赤以30年时间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并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率先向明王朝进攻。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明神宗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告亡的危机已然形成，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明神宗晚年又出现了国本之争，先前一宫女为神宗生下了长子朱常洛，后来神宗的宠妃郑贵妃又为其生下了朱常洵。神宗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总想借机立朱常洵为太子，却遭到了朝中众臣（主要是东林党人）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间的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国本之争是继嘉靖朝“大议礼之争”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皇帝与大臣的冲突，不过这次的胜利者是众大臣，最终朱常洛当上了太子，而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后被李自成农民军所杀)。使东林党人和福王系之间有了间隙，为日后留下了一丝祸患。（详见南明弘光帝）

　　明神宗走完了他矛盾的一生，在他的继位的前十年奋发图强，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使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在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但却始终魁柄独持，从这一点说，他绝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非但未能使明朝中兴。相反却把明朝推向绝境。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