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求得对于局势的透彻了解，他偕参谋长韩百诚去拜访吴玉章。吴玉章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室，刘伯承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促膝长谈。吴玉章告诉他，鉴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已陷入破产，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改组了中央领导，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今后的斗争。至于国民党内，虽然宋庆龄等左派力主遵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武汉方面的右翼军人杀机渐露，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恐怕为期不远，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四川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已到武汉，即召集他和吴玉章、黄慕颜、李嘉仲等座谈，听取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黄慕颜提出，在目前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濒于破裂的情况下，可将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西退四川，徐作良图。周恩来明确表示这种做法不妥。他在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任务在于推翻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共产党人不达此目的，誓不终止。革命的武装要向基础较好的广东发展，西退四川是没有出路的。四川的封建军阀力量强大，而且日益反动。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泸顺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现在我们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对象呢？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刘伯承对周恩来更是肃然起敬。

　　7月16日，传来了武汉国民党秘密召开“分共”会议的消息，兼有共产党党籍的吴玉章等国民党中央委员，均被排斥不得参加。在汪精卫主持下通过了“分共”的决议案。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便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告结束。

　　刘伯承心中有底，遇变不惊。他杜门谢客，深居简出，听候党的召唤。他的公开身份是武汉政府委任的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完全是不成问题的。这期间，有人劝他回川，与四川军阀合作，将来或可跨州连部，雄踞一方；汪蒋派来的说客，各为其主拉他入伙，说凭他的军事才干，高官厚禄真如探囊取物。对于这些来客，刘伯承虚与委蛇，以久战之后，身体疲惫，急需休养为由，一一谢绝了。

　　7月19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联络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左派将领，利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要把该方面军拉回广东另立“山头”的机会，把左派部队带去广东，重新聚集和组织革命力量，同蒋汪合流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第二方面军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3个军，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有许多左派将领，如叶挺是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在“东征讨蒋”的名义下，第二方面军各部正由武汉、武穴向九江、南昌集中。先期到九江的谭平山做贺龙的工作，贺龙态度激烈，决心追随中国共产党反蒋反汪。这时张发奎已被汪精卫拉过去，宣布实行“分共”的政策，命令叶挺等著名的共产党员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我们应当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发奎）朱（晖日）与我们一致。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个意见，得到了正在庐山的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的同意，并由瞿秋白带到武汉交中共中央决定。会后，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又具体研究了南昌起义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于当月28日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中共中央常委接到九江的报告后，开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随后，中共中央常委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周恩来临危受命，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刘伯承。刘伯承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擘画南昌起义。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特在武汉《国民日报》发表消息如下：“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第二节 主持参谋团
在九江的吴玉章，主持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前往南昌的中共的重要干部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刘伯承到九江，也住在这里。对于刘伯承的到来，吴玉章是非常高兴的。他想到一年多以前他和杨闇公介绍刘伯承入党，为党延揽了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心中暗暗地感到欣慰。

　　南昌，江西省的省会，位于赣江下游东岸。“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①当时的南昌，不仅在地理上成为军事要冲，而且在政治上牵动着整个中国的形势。1927年7月底，这里群英毕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以及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吴玉章等，都来到了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

　　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宴会厅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周恩来说：“我们这次起义是敌人逼出来的，不如此便没有出路。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于有周密的准备，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南昌的敌人。”接着，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周恩来和其他委员详细讨论了起义的有关问题。为了便于准备，决定将起义日期由28日推迟到30日。

　　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第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他与贺龙曾在四川讨贼战争中并肩战斗，久已相识，这次在南昌城里重逢，而且又都汇入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之中，两人格外高兴。计划很快就写出来了。周恩来让征求叶挺的意见。刘伯承初会叶挺，两人过去是闻名而未见面。叶挺接过计划，看得很仔细。看完，立即把计划退还给刘伯承，可始终一言不发。刘伯承感到很奇怪，不知叶挺对计划持什么态度，他就去问周恩来。周恩来笑着说：“噢，你还不熟悉他，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刘伯承一听，也不禁笑了。

　　起义计划详细列举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南昌乃至江西地区的兵力部署，其中驻南昌的兵力为5个团约3000余人。起义军方面共有2万余人，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就南昌外围乃至整个江西而言，起义军又处于明显的劣势。

　　根据起义计划，参加起义的各部队、各将领任务区分如下：

　　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解决敌第六军第五十三团和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

　　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并负责解决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

　　聂荣臻向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传达前敌委员会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

　　朱德利用南昌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的动态。

　　刘伯承前往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三益巷，把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计划通知了省委负责人宛希俨、黄道。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省市党团员活动分子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布置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群众团体，积极协助起义军搞好通信、联络、后勤和宣传工作，并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配合起义军行动。

　　正当起义将要进入行动阶段，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30日从九江赶到南昌，传达国际和中央指示。周恩来当即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和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张国焘说：“中央意见暴动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周恩来等都一致反对张国焘的意见，认为暴动断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受汪精卫那一派的包围，决不会同意共产党的计划，共产党应站在独立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了。激烈辩论数小时，因张国焘代表中央，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到31日早晨，会议接着开，又辩论数小时之久，周恩来忍无可忍，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正在这时，得到报告，说张发奎已参加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共产党人廖乾吾、高语罕、恽代英等人。这使张国焘的意见显得十分荒唐可笑，张国焘只得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军各部按照预定的部署向敌人发起进攻。由于第二十军一名副营长叛变告密，敌军已有严密的警戒，于是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到清晨6时，驻南昌市区的敌军3000多人停止抵抗，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社会秩序井然。颈挂红领带的起义军战士威严地守卫着重要机关，巡逻在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街头围观起义军的安民告示。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了“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各群众团体组织的慰问队，抬着猪肉、西瓜，慰问起义军。

　　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代表共40余人，刘伯承和李嘉仲以四川代表的资格出席。会上选举了革命委员会，委员有谭平山、宋庆龄、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周恩来、叶挺等25人。又推选出谭平山、宋庆龄、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7人组成主席团，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谭平山。在革命委员会下面，分设秘书厅、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参谋团、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关，以吴玉章为秘书长，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为宣传委员会主席，林伯渠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变成了革委的党团，很少开会，在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上成了起义军的领导中枢。

　　关于参谋团的组建，据周恩来后来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①参谋团的委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等。

　　起义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编为3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在临川组建）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辖3个师：第二十四师师长古勋名（会昌委任的），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后在进贤突然脱离起义军，将队伍拉到浙江去了）。另成立第九军，任命朱德为副军长，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起义军，但未获结果，后将第二十五师拨归朱德指挥。从此，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敢于抵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革命军队诞生了。刘伯承就以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而载入史册。

第三节 随军南征
8月1日下午7时，在总指挥部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南进路线。会议由刘伯承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和苏联顾问纪功。南进的目的地是广东东江地区。东江地区包括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县）3州所属25县。共产党在那里有群众基础，农民运动还在蓬勃发展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的决定，参谋团把进军目标放到了那里。由南昌到东江有两条平行的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邬进入嘉应州地区。少数军事指挥官主张走大路，认为大路所经地区比较富庶，便于部队接济。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走小路，并提出具体理由：“吉安、赣州等地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军达4万，而起义军兵力仅有2万，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近3000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他。”

　　起义军矛头所向，直指广东。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大为紧张。他指挥所部7个师，全力堵截起义军。当起义军通过广昌，分两路向壬田前进时，钱大钧部约9000人已在会昌、瑞金一带，其先头两个团在壬田布防；黄绍竑部约9000人，正由赣州经雩都向起义军逼进。

　　8月25日，贺龙率第二十军经石城击溃钱大钧部进入壬田。叶挺第十一军取道宁都，于次日到达壬田。两军会合后，当日占领瑞金。在瑞金查获敌人文件，得知敌屯重兵于会昌。参谋团开会研究对策。刘伯承建议：第二十军沿瑞金至会昌的大道，从东北面发起进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主攻方向放在敌人的侧后。第十一军经西江市、洛口，从西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以防钱大钧由会昌退回雩都溜走。参谋团一致通过了刘伯承的作战方案。

　　敌军在会昌的兵力部署是：以钱大钧的3个师为主力，在会昌城东北地区及城西之岚山岭、寨■构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黄绍竑部2000余人集结于白鹅圩一带，与会昌成犄角之势。

　　起义军于8月30日早晨向会昌发起进攻，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由第六团和教导团组成，实力约千余人）在城东北展开。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两个师担任主攻。刘伯承随周恩来到叶挺部队指挥。由于第二十五师夜间行军走错了路，耽误了到达会昌的时间，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攻击一度受挫。叶挺不避危险，一直亲自指挥部队攻打敌军制高点寨■，刘伯承紧随其旁。一连几次攻击失利。第二十五师终于赶上来了。叶挺立即命令第二十五师坚决拿下寨■，他指着寨■敌人的阵地对师长周士第说：“那个山上都是敌人占领的，我们没有部队在那里。”刘伯承接着强调一句：“如果不把它打掉，它就会抄我们的屁股哩!”说着，抬手从寨■到指挥部的方向，画了一道弧线。周士第顿时明白了拿下寨■的意义，他马上率领两个团向寨■发起猛烈的攻击，经反复冲杀，终于攻下了敌人的阵地。第二十四师同时展开了进攻。第二十军方面也打得很激烈。战至下午5时，起义军攻入会昌城，钱大钧部被歼6000人，他带着剩下的3000人落荒而逃，狼狈得连轿子也顾不上坐了。

　　入城后，刘伯承翻检敌人遗留的文件和近日报纸，忽然见到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宣布叛变的通电。陈浴新将南昌起义的经过尽其所知向国民党当局作了报告，南征的目的和进军的路线，已完全暴露。刘伯承立即向周恩来建议，召开参谋团会议。参谋团鉴于上述情由，一致认为有改变进军路线之必要，遂决定返瑞金，改经长汀、上杭进入东江。其中虽然从会昌到瑞金，有90里的回旋路程，但顺汀江而下韩江的水路可船运大批战利品与几百名受伤官兵，这也是原进军路线通过会昌—寻邬山路所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9月2日，驻防洛口的黄绍竑部2000余人突然来攻会昌，遭到第十一军还击后退去。刘伯承认为这是敌人的抑留战术，目的在于引诱起义军向洛口进攻，迟延起义军到达东江的时间，以便在东江调集围攻兵力。起义军为打破敌人的意图，并未与敌纠缠，径直向长汀进发。

9月初，起义军翻越崇山峻岭，向长汀进发。虽逢炎夏酷暑，道路又崎岖难行，但满眼层峦叠翠，溪流蜿蜒，随处都有浓荫遮蔽。每次行军小憩，都是一件乐事。一次部队在竹林里休息，刘伯承到第二十军教导团巡视，立即被军官们围拢起来，有人请他讲述从泸顺起义到南昌起义的经历，他简单地做了介绍，强调说：“从刘湘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从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到汪精卫‘七一五’在武汉公开反共；证明了周恩来同志说的一句话：‘一切革命都是逼出来的’。我们都是逼上梁山。我从四川被逼出来，现在又从南昌被逼出来，逼到了革命的最前线。”许多仰慕刘伯承的青年军官请他谈谈带兵打仗的经验，刘伯承说：“当军人就不能怕打仗，仗总是要打的。要打好仗，首先要带好兵。带好兵的经验千条万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同甘共苦，以身作则。打仗的经验千条万条，但作为初级指挥官，最主要的就是一条：不惜牺牲，身先士卒。当连长、排长的，只有做到了这一条，就能把队伍带上去。”大家听了，心悦诚服。

　　瑞金一带的人民，在会昌大捷的鼓舞下，在起义军关于土地革命的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积极支援起义军。从会昌经瑞金到长汀，大部分伤病员是民工用担架或竹椅抬送，许多农村妇女，也帮助抬伤员，运辎重。民工们穿插于队列之间，和起义军战士并肩而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对起义军士气是个很大的鼓舞。

　　起义军的阶级路线是非常明确的。一路上惩处了30多个土豪劣绅，征收他们的谷物作军粮。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的堂叔，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是赣东一霸。革命委员会接到许多苦主鸣冤告状的信，经调查属实，立即把他逮捕，召开群众大会，由李立三当审判官，历数他的罪行，然后处决，人心大快。

　　9月18日，起义军到达广东省大埔县。据各方情报，兴宁、五华在暴动农民占领中，高陂、普宁、揭阳农民暴动失败，汕头工人已炸坏潮汕公路桥梁，海陆丰尚在暴动农民手中，平远、蕉岭皆无敌情，惟梅县方面有钱大钧残部约3000人，潮梅警备司令王俊有4团兵力，广东敌军主力正向河源集中，东江地区的形势还是大有可为的。参谋团研究决定：留第二十五师在大埔县三河坝，由朱德率领，阻扼钱大钧部袭扰起义军主力侧背，监视平远方面黄绍竑部，并做转移兴宁的准备；起义军主力8500人，迅速取得潮汕，不停留地开往揭阳、汤坑，攻击由河源方面开来的敌军，估计只要击破此敌，起义军就可以在东江地区站住脚。

　　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24日进入汕头。设革命委员会于大埔会馆，留第三师卫戍潮汕，又从第二十四师派出1个营到普宁县支援农民暴动，这样，能调往前线与敌决战者只6500人了，而战斗兵员还要少一些。敌军编组为东路军，以陈济棠为总指挥，辖有12团的兵力，约1?5万人，在兵力对比上比起义军多1倍以上。9月28日上午，起义军在揭阳至丰顺之间的汤坑遇敌，经两昼夜激战，虽有小胜，终未突破敌人阵地，伤亡官兵2000余人，无力再战，30日向揭阳退却。敌人伤亡3000余，所以，也撤出战斗，并未组织追击。

　　9月30日，黄绍竑部自九河寨分两路进犯潮州，守在潮州的仅第三师第六团和教导团1个中队，还有总部负责筹粮筹款的后勤人员，激战至下午，潮州失守。汕头前面临海，后背失去了保护，处境非常危险。周恩来与刘伯承等领导人商量，决定于10月1日向普宁撤退。10月3日，周恩来、刘伯承率革命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机关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贺龙、叶挺率部队随后也到了。在流沙天后庙里，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贺昌等，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等。会议决定：重要干部和文职人员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经云落北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至此，震动中外的南昌起义即告失败。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10月7日，刘伯承与林伯渠、贺龙、彭湃夫妇等一起到达陆丰县，从神泉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余部1300多人到达陆丰，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在中共当地组织和人民的支援下，于当年11月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第二十五师余部800余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江西、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半年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第四节 留学苏联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1927年11月，刘伯承偕同吴玉章等30余人从上海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船，到海参崴上岸，住在一家旅馆里，等了约1个星期，第三国际派人来接，又乘火车到莫斯科。吴玉章入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则进了高级步兵学校。这所学校在莫斯科东北角的红色兵营，旧名列弗尔道渥。为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入学的那天晚上，礼堂里灯火辉煌，中苏同学济济一堂，首先由学校政治委员致欢迎词，他说：“刘伯承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和一批优秀军官来本校学习，是本校的光荣。”刘伯承代表十多名一起入学的中国同志致答词，感谢校方的热情接待，他说：“我国革命事业暂时遭受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努力学习，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入学后，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字，刘伯承取名阿法纳西耶夫，编在第16班。这个班30多人都是中国学员，有中共的组织，唐赤英为支部书记，刘伯承、张西林、陈林为支部委员。

　　紧张的军校生活开始了。在中国学员中，刘伯承年龄最大，他已经36岁了。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这一关。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直接听懂苏联教官讲课，他拼命地学俄文。在俄语中，“P”这个字母的发音是比较难的。刘伯承在刚开始认俄文字母时，有好几天从早到晚一有时间就练“P”的发音。他抓紧一切课余时间背单词或整理笔记。他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手心中写满生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同学们常见他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单词。他认为在厕所里如不背单词，就是浪费时间。碰到自己弄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同学们请教。有的同学看他学俄文实在吃力，就对他说：“我给你翻译吧。”他说：“老弟，那可不行，得自己学。”他看书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疼了，也不休息，把假眼球摘下来，再接着看。晚上，同学们已熄灯就寝，他还独自在走廊的灯光下，默默地认、记。莫斯科冬天的早晨，气温大都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每天早晨，刘伯承都提前来到操场上朗读俄语。同学们劝他不要起得太早，他说：“早起一会儿，第一不妨碍别人安宁，第二早晨空气新鲜，容易记忆。”凭这种日以继夜的顽强精神，俄语这一关终于被他攻克了。他在给川军旧友王尔常的信中提到这一段学习生活时说：“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这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他这种为革命而勤奋学习的精神，在当时的中苏同学中传为美谈。

　　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设置的军事课程有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政治课则学苏共党史和哲学。教官每天大约讲授5小时，其余时间自修。刘伯承攻克了俄文关，能直接听教官讲课，直接阅读俄文教材，真是如虎添翼，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只有实弹射击例外。这是因为他失去了右眼，左眼瞄准，右手握枪，很难配合得好。但他不灰心，不因自己伤残而降低要求，经过一个时期的苦练，射击考核也取得了合格的成绩。学校里有一条标语：“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他对这条标语非常欣赏，成为他治学的座右铭。

　　学习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总的是执行国际主义政策，但有的教官脑子里不免残留着沙皇时代的侵略扩张思想。一位教官讲解什么是边界线，竟然说：“边界线就是实力线，是实际控制线，是战斗线，是侵略目的线，是占领有利地形为自己的战略服务线。”有次学校组织去参观莫斯科革命博物馆，里面放着一个雕塑，一个中国人跪着，趾高气扬的俄国人一只手揪着这个中国人的辫子，一只脚踩在中国人的背上。刘伯承看后，心中十分不快。他向教官提出，这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教官却批评他有民族主义情绪。从此，刘伯承埋头读书，很少外出参观。

1928年6月，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让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会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离兹维尼果罗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

　　大会主要是为了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而召开的。大会的主要报告有：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协议。

　　刘伯承报告分为五个问题：一、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二、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与必然的崩溃；三、军阀军队的成分与其一般的情形；四、对军阀军队工作；五、党员军事化。

　　在这五个问题中，他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本质及其组成状况，指出由于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和各军阀集团对民众的残酷剥削、压迫，以及他们之间的倾轧和争斗，造成了农民暴动、士兵暴动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他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兵运工作的意义、方针和办法。他认为，“共产党军事政治工作之一个首要的任务，便是要破坏并夺取统治阶级之武装力量，在陆海军和警察中进行政治与组织的工作”，通过“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就是说，建设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呼吁全党：“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的胜利”。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成立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专题委员会，刘伯承被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的委员。他到苏联不久，就写了一份《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述了南昌起义军事活动的全过程，并对起义的得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结了四项“根本弱点”和八条“行动的错误”。

　　这四项弱点是：在发动时间上，没有选择在我党力量上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在起义空间上，没有选择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两湖地区；在革命武装数量上，没有把军事力量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在革命武装质量上，没有切实加强起义队伍的政治领导。八条错误是：党的领导不力；未能发动农民一起奋斗；作战指挥不统一；对敌斗争不坚决；对敌我力量估量有错误；财政政策不明确；军事人才准备不足；舆论宣传不够。这些意见，反映了刘伯承对革命武装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比较清醒的认识。

　　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被调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院长是爱迪曼上将。刘伯承一来到这座学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条大标语：“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对他的军事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共6人，与刘伯承同学的有左权、屈武、陈其科、黄涤洪、刘云等。当时6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成立一个支部，刘云为支部书记。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善于和实践结合起来学。每学一门课，他都认真联系过去参加过的战斗，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因此，无论是课堂提问、图上作业或野外演习，他都表现出比别的同学学得扎实，理解得深。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同学们喜欢看电影，或听听音乐。有一次刘伯承和大家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是《红色银花》，描写中国人愚昧落后、懦弱麻木。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跪在地上欢迎侵入新疆的俄国人。这个电影大大刺疼了刘伯承的民族自尊心，当场他就指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校方再一次批评他有“民族主义情绪”。他深切感到弱国之民无地位，勉励自己更加努力学习，为改变祖国落后、屈辱的命运而奋斗。以后，组织看电影或其他活动，他都不去了，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书。同学们叫他，他说：“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

刘伯承在苏联学习期间，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1929年春的一天，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介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听了感到很受鼓舞。他对同学屈武说，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去一起战斗。他一再向屈武强调：“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pagesplitxx]

第六章 长 征
第一节 智取遵义城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刘伯承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五军团上任。第五军团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等热烈欢迎刘伯承的到来。虽然中革军委通知明确说刘伯承是来当军团参谋长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当做总参谋长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庙宇的大殿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刘伯承作部队转移的动员报告。本来应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刘伯承新任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可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却说：“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刘伯承听董振堂这样介绍，略一迟疑，本想把自己被贬职的经过跟大家说清楚，转念一想，这里面涉及到和顾问的争论及中共中央上层的一些事情，不便于讲，于是改了话题：“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这一生动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上的失策。大家频频点头，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他继续说：“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口、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只有300万人口、十几万红军。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条件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把主动权送给敌人，使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年来的战争事实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要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这就是刘伯承就任第五军团参谋长的第一席讲话。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从中央苏区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一连几天，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约8?6万余人，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出发，向贡水与信丰河（桃江）之间突围集结地区开进。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留下项英、陈毅等，率1.6万余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突围方向是西进湘西。横亘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沿桃江东岸修筑的碉堡封锁线。21日，红军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左、右两翼展开，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分别随后掩护跟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陈济棠原是由广东地方军阀归顺蒋介石的，他一直提防着蒋介石削弱和吞并他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开始以前，中央红军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曾与他进行过秘密谈判，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因此，红军在第一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顺利渡过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动迟缓和指挥混乱的严重弱点。本来8万之众的长距离转移，又要对付国民党军沿途的围追堵截，理应做必要的准备和精简，然而红军仓促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动计划，还携带了大量笨重物资器材，占用许多人力，影响道路通畅和行军速度。一道布防并不严密的桃江封锁线，竟花费了整整4天时间。这正孕育了前进道路上的危机。

　　刘伯承积极履行起第五军团参谋长的职责，经征得董振堂的同意，为第五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他采取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的办法，让军团所辖第十三师与第三十四师两个师稳妥地交替前进。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还派遣军团侦察部队前出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意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军团从兴国城外直到桃江，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也很少有人掉队。25日，第五军团最后过桃江，人马正沿着浮桥有秩序地行进，忽然远后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据侦察报告，是敌军追上来了。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供给、运输等有马匹的单位下水徒涉，浮桥让战斗部队和机关使用。当人马过完，又命令拆除浮桥。敌人追到江边，无桥可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逶迤西去。

蒋介石又令陈济棠、何键在湘粤边境的汝城、仁化和乐昌、宜章、彬县之间设置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由于蒋介石还不了解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只是采取一般性的防堵措施，敌军各部一时也没能及时到位，尤其是陈济棠唯恐红军进入广东，只派少量部队在汝城、仁化一线虚张声势，主力却撤向新田、安远、大庾、南雄等地布防，所以红军通过这两道封锁线也未遇到多大的麻烦。不过，倒是自己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作战能力，招致了一些损失。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终于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是部署何键以及粤、桂、黔境的部队进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形势变得对红军十分不利。

　　在向湘江前进途中，一天傍晚，刘伯承率司令部及部分战斗部队，在湘桂边界的文市附近，被敌军截断了去路。这时一不明敌情，二不明地形，有人建议乘敌人立足未稳打过去。刘伯承没有采纳，一面让部队隐蔽，一面观察敌人的动静。他看到敌人并未发现自己的部队，立即命令部队继续隐蔽待命。天黑以后，他命令每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进，终于安全脱离了敌人。过后，他对部属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部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让中央纵队的后尾暴露。

　　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部队开始行动，先头部队一部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赶到渡口。28日，国民党军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红军各部队面对配备有飞机、大炮的优势敌军，浴血奋战，拼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江。但红军各部队伤亡严重，第五军团作为全军后卫，打得尤其艰苦。第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在激烈的战斗中，刘伯承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董振堂让他先撤过江去，他说：你们都先走，我断后。直到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他才骑着一匹老白马跨入湘江，他不断招呼司令部的人员快速前进，对紧跟在身后的一位小战士说：“来，小鬼，拽紧马尾巴，别让江水冲跑了。”上得岸来，他回身看着大片倒下的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描述了他和广大指战员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本来打算率领红军到湘西与先期到达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国民党军抢先占领了城步、武冈地区，堵住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路。中央红军遂沿西延山脉进入贵州东部。12月15日，前锋红二师，击溃黔敌1个团，攻占黎平。军委纵队17日入城，在这里休整了3天。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在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23日，博古来到第五军团驻地洪州司，向刘伯承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革军委的任命。

　　黎平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左、中、右三路直插乌江南岸。中路是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的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干部团。刘伯承命令第二师第四团在猪场（珠藏）对岸开辟渡口。他亲自带领红一方面军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在江边试验架设浮桥。眼前的乌江约有250米宽，水深浪高，对于没有船只和相应器材的红军来说，架桥的任务十分艰巨。刘伯承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终于想出了利用竹、石搭浮桥的办法，以竹筐装填重石代替铁锚，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中间再以竹筏连接起来，上铺木板作桥面。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派有2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红四团以强渡结合偷渡的手段，从江界河突到乌江北岸，乘胜攻占猪场。工兵部队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及时架起了一座宽5米的浮桥。1935年1月3日下午，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等顺利通过了浮桥。毛泽东走上了浮桥，不住声地赞叹：“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与此同时，左路纵队第三军团从茶山关强渡，右纵队第一军团、第九军团从回龙场强渡。中央红军胜利地突破了乌江天险。

　　一过乌江，刘伯承立即率部奔向团溪，行军途中，他向二师第六团政治委员王集成交代夺取遵义的任务：从团溪过新场、龙坪场，离遵义城30公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秘密，要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他强调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

　　王集成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这股敌人，不使一人漏网。”

　　谈话间，参谋送来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刘伯承接过一看，见是朱德总司令发给他和三军团领导彭德怀、杨尚昆的。命令第三军团渡江后以1个师截断遵义、贵阳间交通，另1个师加入攻占遵义的行动，并暂归他统一指挥。他不禁喜上眉梢，说：“这下可更好了。三军团截断了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他们还派一个师来跟我们协同作战，可以有把握地攻占遵义。”

　　王集成说：“王家烈的双枪兵我们领教过，一定能拿下来。”

　　天下着大雨，红六团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麻痹了敌人。深溪水的敌人以为大雨之夜不会有情况，尽情打起了麻将、牌九，午夜过后才放胆入睡。睡兴正浓，不料红军突然打进了镇子。许多敌兵被枪声惊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红六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插到了遵义近郊。

　　为了详细了解遵义城防的情况，王集成从俘虏中找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向他们讲清红军的俘虏政策，说明红军是打倒军阀地主，为了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王集成对俘虏说：“我们今天就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详细报告，说得对的事后有赏。”那个连长一听，急忙站起身来说：“长官，红军对我们这么好，小人哪敢不效劳。”接着他说出了遵义的城防工事和守敌的位置，并画了一张草图。另外的俘虏做了补充，证实连长说的是真的。谈完话，发给他们每人3块银元。他们捧着银元说：“我们当官的说你们杀人放火，抓住俘虏挖眼掏心，我们刚被俘时真害怕，没想到你们是这样好的人。”

　　遵义城的底细摸清楚了，红军手里又掌握着一批俘虏，王集成与团长朱水秋研究后，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刘伯承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

　　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那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队伍顺利地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像潮水和疾风一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驻守遵义的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几天前就已闻风逃走了。

　　刘伯承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德。1935年1月7日21时10分，中革军委通告全军：“我二师今2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刘伯承与聂荣臻立即赶往第二师驻地。第二师进城后正在号房宿营。刘伯承、聂荣臻一到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第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迎上来。刘伯承接着解释说：“六团实际上是智取遵义，因此，敌人有3个团的兵力从北门逃走了。这是一股后患。必须歼灭这些敌人。”说着，又指着刚刚展开的地图向耿飚、杨成武下达命令：“你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然后占领桐梓。这个任务很重要。”聂荣臻在一旁补充说：“六团昨天比较疲劳，这下该用着你们这个主力团了。怎么样？”“坚决完成任务。”耿飚、杨成武齐声回答。刘伯承、聂荣臻微笑着点点头。刘伯承又对战斗做了具体布置，要求第四团“夺关快、伤亡少”。第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了板桥镇。根据刘伯承“夺关快、伤亡少”的指示，第四团领导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经过侦察和调查，他们认为不宜正面硬攻，而应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抄袭的战术才能奏效。要实行抄袭必须有路。在一位老猎人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位猎人说，早年间从板桥镇到娄山关，一直靠一条小道通行，后来修了公路，这条小道便无人再走。第四团领导据此做出了战斗部署，以大部兵力担任正面主攻，以侦察队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回侧后。1月8日，第四团发起了攻关战斗。正当守关黔军集中力量进行正面防御时，不防红军迂回部队从背后杀了上来。在红军前后夹击下，黔军很快被摧垮，残存者慌乱地向北逃窜。第四团一路尾随猛追，于当天占领了桐梓城。第四团的胜利行动实现了红军总部打开入川通路的意图。同一天，朱德下令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由干部团担任遵义警卫工作。并将各军团分别部署到遵义周围和乌江北岸，防备南北两个方向上敌人的可能进攻。
这时蒋介石派空军侦察，得到的报告是红军在遵义、桐梓、仁怀一带集结，动向不明。蒋介石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扩大的参加者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第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由总书记博古主持，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指挥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会上，朱德、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都发了言。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称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常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提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第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二是那里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三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向来排外，蒋介石想往里大量调兵不易。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第二节 巧渡金沙江
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刘湘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郭勋祺师四处游弋，并封锁长江，防止中央红军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进至滇东北扎西（今威信）时，薛岳的“追剿军”8个师已从乌江南岸赶来。由于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勋祺师，敌又大军云集，中革军委遂放弃在泸州渡江的企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1935年2月27日黄昏占领遵义新城，28晨占领遵义老城，击溃黔军王家烈部3个团，接着又击溃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历经5天的遵义战斗，共毙伤敌2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子弹约10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严重地打击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3月初，中央红军自遵义再次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作入川姿态，调动敌人至川黔滇3省边界地区堵截，随后却突然回头，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经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督剿”，慌忙调滇军主力6个旅来毕节、大定（今大方）、黔西，以解贵阳之围；又令薛岳的“追剿军”返回余庆、石阡布防，防红军打回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红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红军主力穿过湘黔公路，一路往西，直指昆明，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东西对进，一天走120里，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渡北盘江，4月下旬，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逼近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吓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胆战心惊，只好调集民团守城。

　　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这就为北渡金沙江，实现遵义会议决定的转入川西创立新根据地的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5月2日，朱德命令左纵队第一军团从龙街方向渡江，右纵队第三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在皎平渡方向渡江。并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

　　刘伯承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研究，挑选第三营去完成抢占皎平渡的任务。第三营是政治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比较强。因陈赓负伤，确定宋任穷随第三营行动。刘伯承说：“任穷啊!限我们4号上午赶到渡口，还有明天一昼夜的时间，要走160里，还要打仗，艰巨的任务啊!不靠党，不靠政治，走不到啊!”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宋任穷对先遣营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说明能否抢占渡口关系到北上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系到全军的前途命运。不管多么危险艰难，有刘总参谋长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能完成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纵队开路的任务。他响亮地提出：渡过金沙江，抢占渡口；过了江如大部队过不去，要准备独立作战。刘伯承想到了遵义诈城的经验，叫先遣分队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沿途遇到几股民团，一律不与纠缠，只说：“共军要在这里过江，我们去执行任务，封锁渡口。”经小仓、龙海塘、施各拉、石板河、脚纳来到离江30公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与宋任穷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来到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从抽屉里取出公文递上来。刘伯承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还没有烧的原因，“刚接到公文，还没有烧”。刘伯承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问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问得非常详细。一一问明之后，才厉声告诉他：“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前头带路。宋任穷派一个侦察组跟着他。来到江边时，船夫见几个大兵和区长一起来了，以为区长要过江办事，打招呼说：“回来啦!”一个侦察员随机应变地回答：“回来了。”就这样把两条船控制起来了。

宋任穷政委命令前卫连连长率部先渡。连长令第三排在江边掩护，率第一、二排分乘两只船首批过江，消灭了厘金局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水深江宽，无法架桥。在当地船民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刘伯承喜出望外，在江边一山洞里，设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昼夜不停地组织人马渡江。同时，向朱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这时第一军团在龙街，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三军团在洪门渡，先头第十三团渡过江后，浮桥被激流冲垮。朱德于是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要求第三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一、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江，立即命令宋任穷，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带第三营翻山20公里抢占通安镇。第三营连夜出发，翻过山头，在通安北面与敌人遭遇。来敌是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带了两个营赶来增援。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第三营以锐不可当的气势，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垮了，溃兵满山遍野都是，刘元塘急得大哭，收容残部逃回会理去了。打完仗，指战员们纷纷议论：“刘总参谋长指挥真是英明，昨晚要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我们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呢!”

　　后卫部队第五军团第三十七团最后一批渡江。指战员们见到了一度曾直接指挥他们作战的刘伯承，格外亲热，纷纷打着招呼。刘伯承也很高兴，大声回答：“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仗打得好，打退了孤军来追的万耀煌部，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这是个很大的胜利。你们看，金沙江的惊涛骇浪，也挡不住我们红军，我们全军都安全过来了!”

　　从5月4日至9日，军委纵队及第一、三、五军团，除第三军团第十三团从洪门渡过江，第一军团1个野战医院在鲁车渡过江外，都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第九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于云南东川渡过金沙江，在泸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剿军”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是5月16日了，只好望江兴叹，徒唤奈何!

　　5月12日，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夺取西昌，实现在川西北与第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会议并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运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会议期间，红军攻会理城不克，绕城而过，5月16日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所辖3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红军前进。许剑霜是顺泸起义时刘伯承部下的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刘伯承写一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剑霜见信后，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冕宁来援。邓秀廷系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他率部前出到西昌南面的黄水塘时，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他通汉文，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知道刘伯承是川中名将。信的内容是：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对手是刘伯承，威名久著巴蜀，连刘湘、杨森也当过他的手下败将，何况自己这样的能耐，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对刘元璋不好交待。最后的办法是：摆开打的架势，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邓秀廷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着红军通过。有一个彝兵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其他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忙用彝话制止。红一军团前锋也未还击，大呼“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的飞机来轰炸，邓秀廷部未摆出指示目标的标志，飞机盲目投弹，炸死邓秀廷部官兵几十人。邓秀廷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撤往冕宁地区。

第三节 彝海结盟
1935年5月20日上午，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到达泸沽。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刘伯承、聂荣臻接朱德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晚上，刘伯承、聂荣臻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下组织派来的人员，基本上把敌情搞清楚了。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第四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1个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刘伯承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黑彝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人血统，白彝是彝汉混血儿，他们内部有矛盾，但生产落后，生活水平都很低，主要矛盾是与汉人的矛盾。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说：“不管他黑彝白彝，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刘伯承立即起草了电报，交电台发出。但因中革军委处于行军状态，联系不上。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成行军队形，“通司”（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还在呼叫。刘伯承与聂荣臻商量，决心先遣队第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联系。出发前，刘伯承对部队做了动员：“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对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说罢，队伍就出发了。20日晚9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第一团进入冕宁。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只见街头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居民门前红灯高悬，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

　　刘伯承、聂荣臻入城后，设司令部于天主教堂。聂荣臻亲自召见神职人员，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几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21日上午，参谋高兴地向刘伯承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刘伯承说：“用我和聂政委的名义立即将‘侦察报告’上报军委。”中革军委接电后，完全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5月21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由冕宁城来到大桥镇。由大桥镇经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拖乌彝族聚居区了。这里山势更加险要，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隐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早晨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用彝语大声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指白彝）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200块。”马上给了他们200块银元。大家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又给了200元。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被抓去的人，剥光了衣服，放回来了。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萧华、冯文彬等出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官兵”不同，希望彝民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过路，决不住宿。经过一阵谈话之后，一个小头目说：“我去找爷爷来。”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高大的汉子，打着赤膊，围着一块麻布，赤足，披头散发，后面跟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来人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于是萧华先去向刘伯承、聂荣臻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在后面跟来。

　　小叶丹等人来到彝家海子边时，刘伯承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一见小叶丹，他非常高兴地迎了上去。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士兵，知是红军部队的司令员，连忙取下头上的帕子，准备叩头行礼。刘伯承一把上前扶住，不让他行此大礼。两人在海子边坐定，开始了亲切、诚挚的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进行结盟。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重：一位彝民拿来鸡，因为没有带酒，用碗在海子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拉破鸡脖，鸡血滴在碗里，清水立即变成了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刘伯承和小叶丹面前。几个红军小战士看着有趣，不禁发出了笑声。又见刘伯承面色庄重，谁也不敢笑了。一切准备妥帖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着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刘伯承高高地举起大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大碗，同样起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这时，夕阳西下，把高高的林梢染成一片青紫，海子里酒满了耀眼的金光。刘伯承请小叶丹等到大桥镇赴晚宴。小叶丹带领一群彝民头领欣然前往。刘伯承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里举行，这里驻着红军先遣队司令部。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他这种义气是真诚的，但他们两个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红军的力量出口气的意思。刘伯承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又伸出手比画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饭后，刘伯承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并当场写了委任状。小叶丹喜形于色，神采飞扬。刘伯承又给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汉子把刘伯承的教诲深深记在心头。当晚即住在先遣队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跟着前卫第六连走在前头。爬上头一个山垭时，见十几个沽基家的彝民拿着红旗，背着长枪，齐声欢呼着上了山顶，这是他们村寨的入口。只见他们都排好了队，笑眯眯地表示欢迎。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接近红军指战员，双手比比画画，配合一些汉话的词句，说明他们的心意。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得到的人欢呼雀跃，民族团结的气氛非常热烈。刘伯承和聂荣臻来到时，小叶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诉刘伯承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4个人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选20个人到红军里来学习军事，学会了回来打刘文辉。”刘伯承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前，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10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坚持要把他骑坐的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刘伯承。

先遣队继续前进，一路经过雀儿窝、拖乌、鲁坝、铁寨子等，经过彝人交涉，都得顺利通过。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交接很有秩序。

　　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刘伯承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经过7天7夜，红军大队一路畅行无阻，安全通过彝民区。

　　红军走后，小叶丹打起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在因伤留下的红军某部政治委员的帮助下，与罗洪、洛伍家联合起来，发展到1000多人，坚持了5年的斗争。1941年彝族败类邓秀廷在反动军阀的支持下，挑拨离间，分化了三个家支的联盟，镇压了彝民革命，抓住了红军政委。小叶丹倾家荡产凑了1500两银子给邓秀廷，把红军政委赎了出来。后来小叶丹和沽基尔拉的委任状被邓秀廷搜去，以“通共有据”，在大桥镇惨遭杀害。小叶丹在被捕前，含着热泪告诉自己的妻子和弟弟沽基尼尔：“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有信有义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这样有信有义的大人物是绝不会骗人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员。”

第四节 强渡大渡河
通过彝民区，过岔罗，离安顺场渡口还有70里。先遣队第一团继续急行军，后面第二、三团已在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的率领下跟上来了。先遣队司令部夹在中间。刘伯承披着他那件从白区带来的方格灰大衣，跨着老白马，匆匆朝前走。走着走着，忽然喃喃自语起来：“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随行的警卫员看着他消瘦的面容和焦虑的神色，很为他担忧。一个说：“看!总参谋长自己跟自己说话呢。昨天夜里他说梦话，翻来复去老是这句话，你听见没有？”另一个说：“听见了。他是先遣队司令，挑着千斤重担哪!”

　　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在安顺场渡口，河幅有3000多米宽，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漩涡，俗称竹筒水，可让鹅毛沉底，水性多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船横渡时，要先拉牵到上游2里许，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十余名船工篙橹齐施，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对岸渡口有石级，如对不正，碰到两侧石壁上，则船毁人亡。尽管如此凶险，红军必须过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到船。

　　5月24日晚上八九点钟，翻过一座山梁，就听见空隆空隆的响声，这就是令人生畏的大渡河了。从山腰向下望去，有一片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先遣队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刘伯承下令部队停下来隐蔽休息。

　　刘伯承让警卫员去找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根据预定的计划，第一团第一营是主攻部队，第二营向大渡河下游佯动，第三营为预备队。孙继先奉命快步赶来。他刚想请示首长有什么指示，聂荣臻却先问他：“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继续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率领两万多人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也就是我们今天到的这个地方，可没有渡过去，在清兵的追击下，全军覆没了。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孙继先这才明白聂荣臻为什么提起石达开，他干脆地说：“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我们一定能胜利。”刘伯承接上话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请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孙继先代表全营请战。刘伯承继续说：“安顺场守敌不多，也是一个营，虽是刘文辉的部队，但只是当地袍哥一类人组成的民团武装。你马上率领一营去完成三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了安顺场后，迅速找船，再点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明白吗？”“明白了。”孙继先知道这先头营任务的无上光荣和无比艰巨，找船和渡河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恨不得一步就奔回去，组织全营行动。

　　孙继先回到营部，把各连干部都找来了，扼要地传达了刘伯承、聂荣臻交给的任务，研究了各连的战斗分工：第一连攻正面，从安顺场南面冲；第三连从西南冲；第二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第二连并负责找船。晚上10点钟，部队开始行动。

　　守在安顺场的是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五旅的韩槐阶营。他毫无防备，满以为红军会从大树堡过河。因为在前一天，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第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奉命率第二师第五团攻占了离安顺场20余里的大树堡，造船扎筏，大造在那里渡河的声势，并扬言要打到雅安、成都。这就有力地掩护了红一团的行动。当第一营冲入街心的时候，敌哨所里还传出胡琴和唱戏声。第一营指战员顺利地解决了敌人的哨兵，包围了营部，敌人非死即逃。忽然河边响起了一阵枪声。第二连的一个战士跑到营部报告：“营长，找到了一只船。”孙继先闻言连忙跟着向河边跑去。只见月光下一只小船漂在水面上，几个战士正紧张地用手拉住它。船边有几个俘虏狼狈地站在水中。原来这是南岸唯一的一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敌营长留下来的，准备风声一紧就乘着它逃到北岸去。孙继先想：找到了船，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上游一二里处，做好渡河的准备。于是他指挥战士们推船，谁知逆水推船，一推转一个圈，急得他满头大汗。不知不觉到了25日凌晨3点多钟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心急如焚。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听到了枪声，但不见火光。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敌人已被消灭，一营占领了渡口。于是，他们亲自赶到了河边。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喊：“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孙继先听见叫他，赶紧答：“我在这里。”刘伯承说：“孙继先啊!你该死!你为什么不发信号？”孙继先这才省悟过来：光顾推船了，忘了点火，叫首长着这么大的急，心情非常不安。听孙继先汇报了战斗和找船的经过，刘伯承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了。他从内心里喜欢这些下级指挥员和战士们，甚至流露出感激他们的心情。是他们的勇敢、机智，歼灭了敌人，占领了渡口，找到了船，是他们在创造红军万里长征的历史。他做梦、走路都想的一只船，终于搞到手了。“有了船我就有办法。”这个意念又浮上脑际。转念及此，他马上变了口气，慈祥地说：“好吧!一营睡觉，等天亮时，把全街能买到的好吃的东西都给你们吃，早饭以后强渡。”

　　旭日东临，雾气蒸腾。一向沉寂的大渡河畔显出了生气。一位40多岁的老船夫带着20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受领任务。原来，刘伯承一到安顺场，就派参谋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船夫来，先了解河宽、水深、流速、敌情等，又问全村有多少只船，有多少船夫，最后给他讲多串联一些船夫，帮助红军渡河。报酬是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的后事都做了安排。那船夫说：“村里的船都被抢到对岸去了，刘家军①还要强迫老百姓搬家，要把安顺场烧光，所以各屋附近都堆着柴。大家都恨刘家军，愿意帮助红军，只是没有船。”刘伯承说：“船我们想办法，你去串联同行吧。”当老船夫听说红军找到了船，一清早起来就带着人来了。他带领大家把船拉到上游起渡点系好，把水手分成两班，做好了渡河的准备工作。

　　7点多钟，一营在岸边集合了。干部、战士们争当突击队，争坐第一只船，闹嚷嚷吵个不休，以致任务分不下去。当然，大家心里全明白：这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龙舟竞渡，这是战斗，是九死一生的战斗。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从礁石错列、水深流急的大渡河强渡，这要冒多大的危险!但红军指战员却要争，要抢，要争坐第一只船。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聂荣臻发话了：“算了，不要争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这时全营才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一齐盯着孙继先。孙继先跟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二连组织突击队。二连三个排又是一番争执，最后由连长点名，挑选了17个人，他们是：连长熊长林，二排长曾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名、张万清。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在熊长林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刘伯承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看过来，又看过去。待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取出怀表看了看，正好9点整，抬头对杨得志说：“开始!”杨得志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敌人的机枪弹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溅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阵紧似一阵。这时，刘伯承、聂荣臻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边。为了首长的安全，冲锋号停止了。刘伯承说：“号音为什么停了呢？继续吹!”这时，萧华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来，甩了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刘伯承与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故意暴露目标，目的在分散敌人火力。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和聂荣臻挤到后边去。此时，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红军6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

船靠岸了。登陆点有40多级石阶，只有这个地方可以上岸。17名勇士飞身下船。敌人的手榴弹、滚雷从上面甩下来。勇士们利用石阶的死角隐蔽，竟没有伤亡。然后，登上石阶，一排手榴弹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敌人欺红军人少，一个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叫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残敌向后溃退。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船的最大容量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直至26日上午10点，第一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连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搞了几次都失败了。用8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刘伯承得报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

　　中午时分，参谋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来了。”刘伯承亲自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毛泽东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接着幽默地问起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说：“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又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把刘伯承给问住了。周恩来岔开话题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朱德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听到这里，刘伯承答话：“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犯愁呢。”接着详细汇报了过渡和架桥的情况。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好吧，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大家均无异议，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给各军团发出了相应的电报。

　　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于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进。前方瓦坝有刘文辉部1个团，是先1天到的，派1个营前出20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连哨又伸出5里。午后，邓华指挥先头第一师第二团与敌连哨接触。沿途只有一路可行，时而傍河，时而翻山。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抗击。第二团不顾一切往前冲，打到瓦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凭既设阵地，又抗击了几个小时，才向富林方向逃窜。当晚，右纵队在瓦坝宿营。28日，行100多里，中间翻过一座上下60里路的大山，到了德妥。这是个小圩场，有几十户人家，相传诸葛亮南征，曾在此住过。该地有民团与瓦坝溃散敌人约百人，经半小时战斗，将其歼灭。时大雨如注，天色已晚，遂在德妥宿营。第三天，行至铁丝沟。这铁丝沟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敌第二十四军第四旅由旅长袁国瑞统领在龙八布驻防，这里离泸定城50里。袁国瑞派第三十八团扼守泸定桥，第十一团前出到铁丝沟向安顺场方面警戒。刘伯承命邓华率第二营由路右山腰绕至敌人翼侧，第一、三营由萧华率领从正面攻击。敌只顾守住正面，侧背一挨打就乱了套，争相向龙八布逃命。此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该团已向泸定桥发起总攻。守桥之敌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向袁国瑞告急，袁国瑞答：“我这里也很紧张。”匆匆挂了电话。李全山知道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率残部向天全逃窜。红四团于29日17时攻占泸定桥。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5月30日凌晨两点钟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不顾鞍马劳顿，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扶着桥栏，俯视大渡河里咆哮翻滚的激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至此，强渡天险大渡河的战斗胜利结束。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第五节 与张国焘的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二师第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会晤。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欢迎会，朱德、张国焘讲了话。26日上午9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问题，刘伯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会议开了3天，28日做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月6日，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第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这完全暴露了张国焘的政治野心。他自恃第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把1万余中央红军不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北上，中革军委改变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于8月3日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针。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26日，右路军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提出“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他还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9月8日，他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月11日又发出命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刘伯承，并逼他们表态。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接着，刘伯承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会后，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南下再过草地，9月下旬，到达台塘、松冈、党坝一带。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10月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为了支撑“中央”的门面，张国焘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头衔。但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张国焘对刘伯承怀恨在心，不久，就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任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这是刘伯承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算上南昌起义自然失掉参谋长职务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后来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10月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危及他的统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他调集王瓒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中80个团于名山及其以北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两军展开连续激战。其中百丈之战最为惨烈。历时7昼夜，虽给敌以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四五千人。百丈战斗之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第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分别加紧封锁，准备大举进攻。南下红军这时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不过数十万，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发生极大困难，战士一日两稀一干，都难乎为继。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纠集武装，不时与红军筹粮部队发生冲突。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不断传来陕北的胜利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第一、三军团在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指战员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

　　2月，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刘伯承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发展与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做对比，用第四方面军南下前后的情况做对比，耐心地说服干部。许多干部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下，逐渐觉悟起来，感到再这样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3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撤退，重新北上，三过夹金山。刘伯承随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十四团翻越雪山。他边走边对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那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第二、六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不团结的错误。”

　　6月初，朱德率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到甘孜迎接第二、六军团。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与先遣队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两人骑马并辔而行。刘伯承对刘志坚说：你出身好，在关键时刻要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不对。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到了罗锅梁子，有个觉日喇嘛寺。刘伯承先派人送信，然后与刘志坚一起，到寺庙去说明红军是过路北上，对宗教和寺庙采取保护政策，与大喇嘛谈得非常融洽。大喇嘛答应帮助红军，并派人到甘孜的寺庙传信，告诉那里的喇嘛不要逃避。7月2日，第二、六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来到甘孜，与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二、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张国焘虽已于6月6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在第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当时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过草地时与敌人的骑兵作战，奉朱德的指示，刘伯承到第二方面军讲打骑兵的战术。7月初的一天，第二方面军的干部集合在甘孜方面军司令部，萧克宣布了会议的主旨。广大干部，对于刘伯承多数是闻名而未谋面，今日见到了这位老成持重、从容大度的总参谋长，觉得与心目中的军事家形象非常吻合。在热烈的掌声中，刘伯承开始了他的战术报告，他说：“在我们今后的北进中及通过广大的草原地域时，必然会遇到敌人的骑兵。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习惯于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因此，很易于过分估量骑兵对于我们的危险性，遇见骑兵时，很易发生惊慌，以致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应来了解新的敌人和消灭他的最好的战术。”

　　接着，他详尽地讲述了对骑兵作战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要提高战胜敌人骑兵的信心，二要严格估计部队从准备到进入战斗的时间，三要经常研究和充分利用地形，四要利用各种武器在一定的距离上组成密集而有效的火力。最后，他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进行实际演习等问题。

　　在这以后，第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由于有了对付敌人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训练，在遭到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

　　第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当他们知道刘伯承早与前妻失去联系，伤残的身体又无人照顾时，就介绍汪荣华与刘伯承结婚。从此，这位1931年参加革命、从鄂豫皖长征到川陕、十九岁的红军女干部，就成了刘伯承的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

　　7月下旬，第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刘伯承随第二方面军行动，任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驻防川北阻挡红军北上的是川军第二十九军。上年4月2日，蒋介石以“玩忽命令”、“作战不力”，连失苍溪、阆中、南部、理番为由，手令：“兼川陕边防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著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田颂尧、孙震受处分后，对蒋介石深怀不满。刘伯承探悉此情，于8月7日给孙震送去一函，内称：

德操吾兄麾下：

　　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吾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敌，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日本并吞中国，蒋贼为其清道夫，中国北部已非我有。举国血气之士，莫不相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①其一斑也。现在伯南②出走香港，李（宗仁）白（崇禧）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贼得以遂其扫除黔王（家烈）之故伎，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防接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势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临颍无任盼复之至。

　　孙震见信，作战行动更加消极，只是虚张声势，不与红军进行实际的对抗。

第六节 援西军司令员
1936年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刘伯承率领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从甘肃成县向环县曲子镇转移。中间翻越一座大山时，遭敌机空袭，刘伯承和汪荣华都负了伤。警卫人员赶忙上前救护。刘伯承说：“没得要紧，闹革命，负伤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红军就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现在我们得想办法继续前进，停久了就危险。”刘伯承被弹片炸伤了臀部，失血较多。但一时既找不到担架，又无马匹，只好简单包扎一下，几个人搀扶着他慢慢走。汪荣华伤在小腿上，包扎了一下，也坚持跟着行军。

　　12月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还在10月下旬，为了打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占领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2.1万余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击溃了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禄旅的河防部队，节节向前推进。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将士英勇进击，连克古浪、永昌、山丹、临泽等城镇，到1937年1月，已打到高台县境。但孤军远征，消耗难以补充，又正逢冬季，给养、被装更为困难，一路上损失很大。国民党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唯恐自己的领地甘肃、青海有失，调集10余万兵力来围攻西路军。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然而自己也损失惨重。至1937年1月底，全军仅剩下八九千人，退守到张掖县的倪家营子。

　　1937年2月27日，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决定组织援西军，准备前往援救。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下辖第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刘伯承、张浩受命后，率所部集中到甘肃庆阳西南的镇原地区待命。不久，奉命向西开进。

　　这时候，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一带与优势的国民党军连续苦战，终因弹尽粮绝，至3月中旬遭到失败。西路军的失败，使援西军的援救行动未能实现，援西军中止西进，在西峰、镇原、固原地域停留下来休整。

　　6月初，西路军幸存的一些将士，经过千辛万苦，陆续跑回来。他们得到了援西军政治部的热情接待。一天下午，刘伯承、张浩和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来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刘伯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迎同志们归队。西路军的失败，使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牺牲了，使许多同志被敌人抓去了，他们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与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们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方法，坚持斗争。回来的同志，都冒着生命危险，才逃出敌人的魔掌，是好样的，是我们的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完全给予信任。”这一番话，说得大家热泪纵横，好像失散了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

　　6月14日，刘伯承亲自主持了西路军干部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和红四方面军机关干部。刘伯承仔细倾听大家的发言，并且亲笔做了记录。他特别注意发言中提到的西路军被俘或失散人员的下落，一一写入笔记本内，准备提供给中共中央进行营救。这些线索主要有：马禄手下有四五百人，韩起禄部有300多人，凉州有一批干部被押着修马路，甘州、凉州、兰州一带有不少人散失，还有女同志身强者有300多人到了青海。

　　与此同时，刘伯承、张浩领导援西军，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反复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第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一再强调：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对于西路军回归的人员，他们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做出结论。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pagesplitxx]
第十三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
第一节 “狼山战捷复羊山”
1947年7月4日，鲁西南寿张以南黄河河面上，一艘普通木船负载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向南岸驶去。突然，两架敌机飞临上空，扔下一串照明弹。霎时，河面上一片通明。警卫人员立刻紧张起来，纷纷举枪瞄向空中。邓小平笑着对刘伯承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给点了天灯。刘伯承也面露喜色说，是啊，他们已来迟了，哪知道我们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呢？

　　4天前的6月30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从张秋镇至临濮集300里正面上成功地实施渡河作战，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自以为可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从这时候起，为了把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部队与留在后方的晋冀鲁豫其他部队以及活动在晋南的陈谢部队区别开来，也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毛泽东开始将晋冀鲁豫野战军称作“刘邓大军”。这一光辉、响亮的名称，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的结束。这几天来，刘邓大军主力第一、二、三、六纵队正按计划实施鲁西南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迅速渡河跟进到鲁西南，就是为了直接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

　　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充当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去的战略突击队，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使自己的力量接近敌人的力量，并且造成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全面的有利形势。据此，中共中央、毛泽东果断地做出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并把“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开路任务交给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早在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即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晋南方向预备船只，准备渡过黄河转入反攻。5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在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和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6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刘伯承、邓小平把渡河时间定在6月底。于是，就有了上述刘邓大军渡河南进的壮举。

　　刘伯承深知渡河作战是实现南进任务的首要环节，因此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指导。首先是准确掌握敌情。通过对敌纵深的战略侦察和对敌河防的战役侦察，获知黄河以南国民党军的主要兵力集中在鲁南跟华东野战军作战，鲁西南黄河只有刘汝明集团两个师进行防守，另有整编第七师位于嘉祥地区准备机动。邻近的豫皖苏有国民党军1个师另两个旅，豫北有7个师，由于受当地战事的牵扯，到时只能抽出部分前来增援，估计豫皖苏可能来1个师，豫北可能来3个师，况且他们距鲁西南河防都有一定路程，难以很快达到援救目的。根据敌河防薄弱的情况，刘伯承决定以4个纵队分8路渡河，求得以强击弱，分散敌人，一举成功。其次是隐蔽企图和佯动惑敌。豫北反攻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直在汤阴、安阳地区按兵不动，使敌人不明他们下一步的动向。又以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动攻势；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造成敌人郑州、开封受威胁的错觉。渡河作战临发起前，才下令部队向渡河点秘密开进。刘伯承特别向部队强调：“必须保证不泄露秘密，在出发地、宿营地多方防谍，切勿暴露动向，做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再就是规定了渡河战术。6月5日，刘伯承起草并随后下发了《敌前渡河战术指导》，详尽地提出了敌前侦察、火力编成、成渡后的处置、强化通信联络、加强协同以及炮兵运用等原则，使各级便于实施渡河指挥。

　　在这一系列严密而周到的安排下，6月30日夜的渡河作战实现了预期的要求：出敌不意，势如破竹。在先期渡河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和原在南岸的独立第二旅的接应下，第一批部队只用5分钟就到达对岸。当刘邓大军渡河的消息传到徐州的国民党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他们急忙打电话到郑州询问刘汝明。刘汝明竟回答：只知道共军向河南岸发射了百余发炮弹，渡不渡河还不了解。

一到达鲁西南，刘伯承、邓小平设指挥部于郓城以南的郑家庄。随着敌人不断变更的部署，刘伯承开始了紧张的指挥。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蒋介石发觉他的中央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他在华东战场上的几十万军队的左翼及后方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挽救这个危局，他急忙调兵遣将来对付刘邓大军。以原在河防线上的刘汝明集团整编第五十五师退守郓城，又以整编第六十八师的两个旅和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共守菏泽，调来第六十五师第一五三旅守定陶，这4个旅，分守两座城，组成西集团。另从豫皖苏调来整编第五十八师，豫北调来整编第三十二、六十六师，加上原在嘉祥的整编第七十师，共4个整编师，组成东集团。两集团统归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指挥。

　　刘伯承看出这是敌人吸引自己屯兵坚城、拊击侧背的诡计。他冷静地分析了敌情：敌人分东西两路北进，西弱东强，如集中兵力先吃掉西路弱敌，再对付其东路，就可将敌各个歼灭。于是，他决定采取“攻敌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命第一纵队积极攻郓城；以第二、六纵队迅速从敌人东西两路之间插出去，直取定陶、曹县，乘敌第一五三旅立足未稳，将其消灭，并清除曹县土顽；以第三纵队进至定陶以东的冉固集、汶上集地区，以便在攻歼定陶、郓城之敌后，及时割歼东路援敌。

　　这个部署，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第一纵队是3月间与第七纵队合编而成的，有4个旅，加上临时配属的冀鲁豫独一旅，共5个旅，打郓城守敌2个旅；第六纵队是以3个旅打敌1个旅，都是在局部上优势对敌。

　　7日黄昏，第一纵队集中兵力、火炮，攻击敌薄弱环节，经1夜激战，全歼郓城守敌整编第五十五师。10日夜，第六纵队攻定陶，激战5小时，全歼守敌第一五三旅，曹县土顽逃窜。至此，按照预定计划，在北起黄河、南到陇海路的广阔战场上，刘伯承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敌整编第七十师1个半旅、第三十二师两个旅、第六十六师两个旅，于7月8日分别进抵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在巨野东南约80里处，从南向北，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全然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

　　这时，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要放手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对山东粉碎敌人重点攻势，乃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极为有利。”遵此，刘伯承决心在“啃敌一边”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敌东集团实施“各个击破”。于是他令第二、三、六纵队远距离向东奔袭，会合第一纵队，立即向敌进攻，不给敌人调整部署的时间，连续作战扩大战果。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由郓城地区于13日进到巨野东南，拊敌右侧背，割歼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尔后攻击整编第七十师。第六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一部切断整编第三十二师与第六十六师的联系，主力于14日赶到薛扶集，协同第一纵队歼灭整编第三十二师。第二纵队由曹县向东，首先歼灭谢家集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一部，尔后协同第三纵队割歼羊山集敌军。另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二旅在万福河北岸阻击金乡可能北援之敌。

　　7月13日拂晓，第一纵队主力进抵六营集、独山集以东的狼山屯地区，切断了敌整编第三十二师与整编第七十师的联系。其第二十旅进到嘉祥以西之马官屯，切断了该敌退路，并准备阻击可能由济宁来援的国民党军。第二纵队当天中午歼灭谢家集敌军1个团之后，向东协同第三纵队包围了羊山集之敌整编第六十六师。

　　王敬久发现其部队被分割包围后，举棋不定，先命整编第七十师向南，整编第六十六师向北，靠拢独山集之整编第三十二师；后又改令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北到六营集接整编第七十师，一起到羊山集靠拢第六十六师。第一纵队抓住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北运动的机会，展开追击，歼敌1个旅。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部仅带1个旅逃入六营集。

　　14日，第六纵队赶到薛扶集地区，开始对六营集紧缩包围圈，并决心当夜总攻。这样，六营集地区形成了7个旅打敌两个半旅的优势。六营集仅仅有坐落在沙土地带的200来户人家，既无粮，又缺水，酷暑季节，敌军两师人马挤在这里作困兽斗是很难设想的。刘伯承根据第一纵队杨勇司令员的建议，决定采用“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的战法，由第六纵队强攻六营集，三面攻击，东面虚留生路，由第一纵队在六营集以东通往济宁的纸坊街以西的开阔地上，布成袋形阵地，准备围歼逃敌。当夜20时，敌遭猛攻之后，果然利用夜色和青纱帐作掩护，以整编第三十二师为左翼，整编第七十师为右翼，向济宁方向突围逃跑。一出六营集便争相夺路逃命，正好钻入第一纵队的袋形阵地之内，遭四面围攻，立刻溃不成军，迅速被全歼于六营集东南的洼地里。

六营集歼灭战的枪声方才终止，第二、三纵队就对羊山集的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发起了进攻。羊山集是一个上千户人家的大庄子，坐落在微山湖西金乡县的低洼地带。庄子北面是一座平地突起的小山，形状很像一只坐西北面东南、昂头蜷卧的大公羊，庄子西北波状起伏的小山包，构成“羊尾”，从这里可以通上“羊背”，东面的“羊头”，北面的“羊身”都是高低不等的断崖。南面傍山是一条从西向东的大街。敌军利用天然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加之连日大雨，三面环水，第二、三纵队事先没有认真侦察地形，即于15、16两日进行攻击。结果在敌人制高点火力压制下，伤亡不小，未能奏效。

　　7月19日，蒋介石急飞开封亲自指挥，从安阳、西安、潼关调整编第四十师、第十师、骑兵第一旅，从洛阳调第二○六师，编入王仲廉的第四兵团。又从豫皖苏调整编第五十二师，从山东抽出整编第七师、第四十八师、第八十五师、整编第五师等主力部队，一齐驰援羊山集。同时严令王敬久就近指挥整编第五十八师及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立即北渡万福河，解羊山之围。刘伯承闻讯，又安排了另一个口袋阵，等候敌人钻进来。他令冀鲁豫军区部队首先在万福河北岸阻击，杀伤北援之敌，在正面留一缺口，诱敌第一九九旅过河后，切断其与整编第五十八师的联系，在运动中予以歼灭。

　　20日，敌第一九九旅果然渡过万福河向北挺进，羊山集守敌也派出1个团向南迎接该旅。第三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突然将敌人包围于野外。22日经两小时激战，全歼第一九九旅及羊山集派出接应的1个团。第一九九旅旅长王仕翘被生擒。他满身泥水，高举双手，很认真地说：“昨晚我算了卦，知道今天不吉利!”

　　第一九九旅的覆灭，使敌人各路援军畏缩不前。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借口道路泥泞，率部连日徘徊于冉固集、城武地区。

　　23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令：“为迅速扩大已取得的主动权，应即短期休整，速向大别山跃进。羊山之敌如能迅速歼灭，则歼灭之，否则即转入休整。”

　　刘伯承与邓小平研究后认为，各路援敌尚在行进途中，金乡之敌已无力北援。主力可以全部集中，完全有迅速歼灭羊山守敌的把握，于是决定继续攻歼据守羊山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他们指示攻击部队重新组织侦察，并调整了部署，以第二纵队一部由西向东攻击，第三纵队第七旅、第六纵队第十六旅从北向南攻击，第三纵队一部由东向西攻击。各部加强炮火，着重夺取制高点。兵力上达到了十比三的优势。

　　部署已毕，刘伯承、邓小平前往羊山集前线，向纵队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然后问他们到前沿察看了地形没有，几个纵队指挥员都说没有。刘伯承说：越是胜利越要细心谨慎，不能疏忽大意，更不能急躁。你们要亲自到前沿看地形，了解一下为什么攻不下来，跟下边指战员研究如何打法。总之，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把羊山集的敌人歼灭。各纵队指挥员应命而去。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都直接到阵地前沿勘察。陈锡联一下子跳进齐胸深的水壕里，测量壕沟的宽度和深度，布置部队备好过壕器材，并制定了具体的进攻方案。

　　经过细密的准备工作，27日晚对羊山之敌发动总攻。激战1昼夜，28日晚全歼羊山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

　　至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连续作战28天，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5.6万余人。俘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第七十师师长陈颐鼎、第三十二师副师长理明亚以下4.3万余人，收复了鲁西南解放区，从而打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大门。

　　羊山集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蒋介石恼怒异常。为了推卸责任，他以“行动迟缓，贻误戎机，纵敌殃民，陷害友军”的罪状判处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8年有期徒刑，遗职由罗广文接任。26日赶到商丘指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也灰溜溜地退回到徐州总司令部。
昼夜奋战28天的刘伯承，满怀胜利的喜悦和豪情，写下了他的著名诗篇：

　　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第二节 提前跃进
正当全军指战员争相传诵刘伯承为羊山战斗胜利作的战斗诗篇时，新华社8月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通令嘉奖刘邓南下大军的消息。嘉奖令说：“自卫战争第二年第一个月作战，除我山东及各战场均歼灭敌人一部外，刘邓自七月二日到七月二十八日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以连续不停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六万余人，战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同日，新华社冀鲁豫前线又发出刘伯承向该社记者谈鲁西南大捷重要意义的报道。刘伯承指出重要意义有二：“第一是解放了数万人民，恢复了黄河两岸广大地区，武装掩护了修复河堤；第二是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开辟了鲁西南广大战场。给蒋介石进犯军准备了更好的坟墓。”

　　20多天的连阴雨停了，太阳从逐渐散开的雾气中露出了笑脸，鸟雀恢复了往日的喧噪。大河南北、梁山左右的解放区军民，都在庆贺人民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

　　自从6月30日夜晚，一个月来，刘伯承、邓小平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特别是年过半百的刘伯承，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近来，他那独存的左眼更红，他的睡眠更少了。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和司令部的参谋们，关心体恤他，除特别重大或中央指定由他本人回复的事，都不打扰他，让他安静地休息。但是，热情似火、心细如发的刘伯承，晨起后还是习惯地向参谋、警卫员问：今天天气怎么样？晴天还是阴天？风向如何？听到准确的回答后，他才洗漱、早餐，接着就开始工作。

　　“常胜将军刘伯承”的盛名，已经传遍全国。可是，他一点也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过黄河后，因为新华社记者的一则报道中，用了刘邓“常胜军”的标题，他严肃地批评说：“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和常胜军。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依靠党和人民以及正义的战争性质，争取多打胜仗是应该的。”现在，他满心想的只是怎样担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重任。他借用四川民间流传的嘉州“鬼门关”的故事，来比喻南进任务的艰险：自古人们只知三峡为川江的天险，我们四川人却还知道天险外还有一个险关。它位于嘉州（即乐山）岷江下游80公里的地方，两道陡直的高山把江水夹起来，水流飞泻直下，冲击着岩石又打回来。船行到这里，只有瞄准向峡里冲，稍一歪斜，就有船覆人亡的危险。在峡上面突出的山岩上，刻着“冲我来”三个大字，人称此处为“鬼门关”。任何一个船夫，都必须通过它才算胜利通过岷江。“鬼门关”像专门与川江勇士挑战的恶魔，每时每刻向过往的水手呼喊着：“冲我来!”勇敢者朝着它冲过去，平安无事。怯懦者稍一犹豫，调转船头的念头尚未形成，就被激流漩涡吞没了!现在，中国人民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决斗，已经到了成败关头。真像传说的冲“鬼门关”一样，只准向前，不准退后，半点犹豫都不能有。

　　7月23日，毛泽东的部署确定了；以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集团配合向中原推进，共同实施战略进攻的任务，并规定陈谢集团挺进豫西后归刘邓指挥。毛泽东充分考虑到南进后的困难，要求刘伯承、邓小平“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久战疲惫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急需休整补充。鲁西南战役结束的当天，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因南渡后连续作战，损耗甚大，伤亡约1.3万，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来源，俘虏至少需20天教育争取方可补充，以补足伤亡；当前敌人现有17个旅，除整编第四十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仍有内线歼敌之机会，故积极做南进准备立即休整半个月，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第二天，毛泽东电复，同意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和第一步依托豫皖苏的计划，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但敌情很快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决心暂缓山东方向的进攻，改集大军于鲁西南，企图与刘邓大军进行决战。8月初，他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连续抽调大批兵力，加上原在鲁西南的部队，拼凑成5个集团共30个旅，分5路向郓城、巨野地区扑来。蒋介石想沿用过去“围剿”红军的所谓“分进合击”的老战术，一举把刘邓大军歼灭在黄河与陇海路之间，或逐回黄河以北。此举不成，他还准备决堤开坝，用滔滔黄河水来淹刘邓大军。

　　8月1日起，鲁西南又是连日大雨，黄河猛涨。在金乡县赵家楼村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的指挥部里，刘伯承焦虑不安地注视着敌情和水情的变化。戎马倥偬，他仍不忘及时提高指挥员的战术素养，利用作战间隙校译了苏军《合同战术》一书，并撰写了《重校前言》，在这个前言中，他预见到实行战略进攻后将要面临的大兵团作战，提出了下决心的基础、进行主动的灵活的机动、协同动作与通信联络等三项重要的作战原则，以指导部队尔后的作战行动。

　　8月2日水情报告：黄河滦口水位由2米增至30.3米，每秒流量达2034立方米。同日的敌情报告：张淦集团整编第七、四十八师已由鲁南车运抵达商丘、砀山地区；王敬久集团整编第三、五十八、八十五师和邱清泉第五军进犯郓城；罗广文第四兵团整编第三、四十师及骑兵第一旅进犯新集，刘汝明集团整编第五十五、六十八师随后跟进。敌人摆出一副数路钳击的态势。

　　军情紧急，水情逼人。刘伯承、邓小平决心提前实施跃进，率领大军直插大别山。

　　就在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开会讨论和部署南进行动。会议讨论阶段的气氛很热烈。不少人主张在鲁西南或豫皖苏再打一个大仗，理由是依托根据地作战有利条件很多，有人民群众的支援，物资弹药补充以及地形也都便利；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5个纵队已到达郓城、巨野地区，力量上更加强大；部队虽经连续作战，消耗较大也很疲劳，但在连战连捷的鼓舞下，士气旺盛，求战情绪很高。而且如能再给敌人一个大的打击，歼敌越多，对战略跃进就越有利，南下的包袱也就减轻了许多。

　　刘伯承、邓小平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大家的议论，脸上时而微笑，时而严肃，人们的不同认识牵动着他们的思绪。刘伯承间或拿起放大镜，走到墙上的地图跟前查看着什么，思考中张开手掌，用拇指和中指在地图上上下左右计量着。

　　讨论完毕，刘伯承对大家讲话。他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因此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当前敌集重点于鲁西南和陇海路，企图与我决战。我们也曾考虑在鲁西南再打一仗，再歼灭它几万人。但当前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是我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所以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以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效。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党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他一口气讲述了提前跃进的道理，最后讲到两个“先敌”时，特别加重了语气，表明了把跃进提前的关键所在。

　　邓小平接着讲话，他说，毛泽东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我们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特别是陈粟、陈谢大军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随后，刘伯承讲了跃进大别山的部署。他说，为了保持行动的隐蔽突然，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确定野战军主力分3路南进：以第一纵队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拓城、项城之线以西南进，直插豫南；以第三纵队为东路，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以东南进，直插皖西；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第二、六纵队为中路，沿单县、虞城、界首、临泉之线以西南进。5000余名地方干部随各纵队行进，以便于迅速开辟地方工作。

会议要求大家从速完成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指挥部作战室又召集了一个会议。司令部处、科干部都参加了，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郭天民副参谋长都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刘伯承就说：今天咱们开会打破点常规，到会的人多点。过去，确定作战计划，虽然也征求部门工作人员的意见，但多半只是少数有关领导同志参加。我们下一步的作战，是战略性的行动，需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慎重对待，正确处理，所以开个范围稍大的会议，以求处理得更好些。

　　接着，由情报处参谋先汇报日内敌情和水情。

　　然后，刘伯承又针对司令部工作人员的思想实际、工作特点，讲了一些意见。他说：关于是否提前行动的利弊，大家已经细致地考虑过了，现在是领导决心已下，要大家更集中地讨论各自的准备工作了。千里跃进是无后方的行动，各种物质准备要抓紧做。说着，他走到地图跟前，手持放大镜，边看边向参谋人员询问敌军的新情况，最后，他着重叮咛说：

　　“你们都是做参谋工作的，参谋参谋，就是要参与谋划，要多谋善断啊!当前就是要抓紧时间，想一切办法，加强对当面敌情（包括黄河水位）的了解，掌握它的变化，要确切弄清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徐州、蚌埠段以西，平汉路郑州、信阳段以东地区的地形、河流、交通、道路情况，把这些情况都在地图上醒目地标志出来。越快越好!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要立即行动了!”

　　司令部的机器开动了。他们把刘邓的意图，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给各纵队的指示，用地图、密码、电文等手段分送出去。

　　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是：“我决心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

　　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9日、10日连续复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决心完全正确”“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刘邓大军提前跃进的战略性行动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第三节 三出陇海路
1947年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挺进大别山的预备命令。命令规定了3路开进的路线和目标。为着更利于主力隐蔽地突然实施跃进，又令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鲁西南地区积极开展攻势活动，并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野战军主力渡河北返的声势假象，以迷惑吸引敌人继续合围；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中原独立旅即西越平汉路，直趋信阳以西，做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方面的国民党军。

　　在命令的后面着重写明两点：

　　一、暂归野战军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5个纵队，于鲁南、鲁西地区，寻机歼敌，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进。

　　二、为着迅速开展大别山根据地的开辟、重建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所组织的南征工作团，随中路野战军直属队和第二、六纵队行动。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并全力保证他们安全。

　　接到命令后迅速准备，决定明天晚上开始行动。

　　刘伯承一遍遍地校正了电报稿，然后才和邓小平、李达一同签署。

　　当命令下达之后，刘伯承又来到作战室。他严肃地对李达和作战科的参谋说：“决心定了，部署有了，命令也下达了，你们做参谋工作的同志现在就应该研究我军到达大别山以后的战略展开问题。”他擦了擦热气朦胧了的眼镜，又继续说，“我进军大别山，东瞰合肥、南京，西逼武汉三镇，威胁敌人长江防线，蒋介石当然不会罢休，还会纠集重兵，包围、进攻我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际，各个击破。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战略进军本身的问题，还必须部署好到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总的原则是既要分兵一部消灭分散的守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又要集中一定兵力，打中小型运动战，粉碎敌人的进攻。”他越说越铿锵有力，“总之，我们不仅要考虑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还应该考虑和研究夺取整个中原的步骤。”

　　根据刘伯承的意图，司令部制定的部队战略展开的部署是：以1个纵队向合肥、芜湖之线以西的皖西地区实施展开；以1个纵队向信阳、武汉之线以东的豫东南、鄂东地区展开；另两个纵队主力位于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主要任务是掩护战略展开，同时分遣一部分兵力，扫清大别山腹地数十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干部开展新区工作，建立根据地。

　　听着李达参谋长的部署汇报，刘伯承充满信心地说：“好!请邓政委过目一下，咱们就这么干!‘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具体情况紧密结合，灵活运用，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鹿’肯定要死于中国人民之手!”

　　连阴雨仍然昼夜不停地下着，指挥部的院子里又涨满了水。刘伯承守候在厢房负责水情的参谋那儿，专心注视着展开的河图，倾听着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人员报告阿城至东明一段河堤的情况。

　　刺向蒋介石心脏的利剑就要出鞘了!

　　刘伯承周密的安排完全迷惑了敌人。8月6日，蒋介石判断刘邓大军将由鲁西南越陇海路“南窜”，下令部队迅速南进追击。在徐州指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接到“黄河边有共军主力活动”的情报，判断刘邓大军将渡河“北退”，下令部队北进堵截。8日，顾祝同发现刘邓大军向南移动，下令部队南返，蒋介石却又判断刘邓大军渡河北撤，下令部队尾追。真是朝令夕变，弄得部属们无所适从。

　　出发前，已来不及同华野外线兵团领导面谈，但是刘伯承同他们通了一次电话。

　　“我们上马了。”刘伯承说。

　　“牌怎么打法？”对方请示。

　　“打一张鹅牌①。”刘伯承用密语作了简明的回答。意思要他们以少数兵力寻机歼灭敌人，掩护刘邓大军南进的战略行动。

　　8月7日夜，正当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以30个旅，分路向鲁西南合击时，刘邓大军12万人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突然甩开敌人，开始了向大别山挺进的战略性行动。

从11日夜起，横贯中原的大动脉陇海铁路，第三次被刘邓大军的脚步声震动了。连续3天，各路部队大都没有遇到敌人像样的阻击。偶然听到几声凄厉的枪响，那是几个被迫护路的国民党军士兵逃跑时虚放的。不愿再受国民党军欺凌压榨的铁路员工，自动留下来，协助工兵破路，并为辎重部队过路铺设便道。一时火光触天，拉大炮的卡车的轰隆声、大车轮子的咕噜声、步兵飞速的脚步声，响彻了原野。

　　刘伯承、邓小平走在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所率的第二、六纵队中间。13日晚，当月亮迟迟冲出云层的时候，他俩在虞城古心王集附近，跨过了陇海路。

　　天气阴晴不定，有时小雨，有时又烈日当顶，暑气蒸人。大军人马日夜浸泡在汗水、泥泞之中。有人开玩笑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过火焰山，也比不上咱们这阵儿。”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休息时不进村，尽可能吃干粮、喝冷水就大蒜。即使被熟透的西瓜绊倒，也无人拾起来吃；偶尔为救伤病员摘一个来，也要把应付的钱连同致谢的短信，挂在无人的瓜棚里。

　　刘伯承、邓小平每次从因病掉队的战士身边经过，总是把身边极少的急救药品、水或者自己头上的草帽留给他们。

　　14日，部队按预定计划在豫皖苏解放区的大牛岭、吴台庙、杨蔡园作一天的休息。

　　就在这天，部队突然改善了生活，指战员们从经验出发，还以为是休息的安排，不料顿顿餐餐都有提高。很快，大家都知道了缘由，原来是刘伯承、邓小平的建议：给远征的指战员增加粮食和菜金。

　　刘伯承十分关心野战军直属队的行动，他担心他们在艰苦的长距离行军中能否跟上大部队。当他得知野战军政治部及其所属的各部门都安全到达宿营地，并听到各路大军中政治机关干部大都随连队行动，在艰苦的行军中创造性地发明了形式多样的宣传、鼓动工作时，连连称赞。并一一询问中原局、南下工作团、卫生队、文工团、新华社野战记者团的情况。

　　24小时的休息过去了。战士晾晒的衣服还没干，刘伯承、邓小平又下达了新的紧急命令：“16日上午11时半，向黄泛区开进，行程180里。”

　　又是一个暑日黎明。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刘伯承照例先听取参谋对天气、敌情的汇报。参谋报告说：预报今天是个大晴天。敌人仍未判明我们的行动目标，黄泛区内未发现敌人，沙河方面敌保安团队有控制船只模样。接着，他细致询问向黄泛区进军命令发布后，部队情绪如何，有人回答说：部队情绪很高。还有不少人说：“黄河都过了，还在乎这些水沟水坑？只要天上的‘小红头①’、‘黑寡妇②’不来下蛋，呼呼啦啦不就趟过去了吗？”

　　“这是危险的情绪!它决不是一坑黄水，而是一只张着血口的老虎。……现在我们要从虎口中冲过去!”刘伯承声色严肃地说。

第四节 第二个“草地”
刘邓大军已经穿越了陇海路，深入国民党军战略纵深200多里，在阴雨、溽暑中度过了整整5个昼夜。但蒋介石却仍然认定他们是“向南逃窜”。因此，仅以整编第四十六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纠合地方团队在沙河布防；而以主力罗广文兵团和张淦兵团的12个旅编为第一梯队，王敬久集团的18个旅为第二梯队，分路南追；并以整编第五十二、五十六、十五、二○六师各1个旅在平汉路侧击，妄图把刘邓大军一举歼灭在黄泛区。

　　对于敌人的错误判断和兵力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同样是十分重视并认真对待的。因为十几万人马，要突破四五十里布满泥水的天然障碍，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17日，各路部队以日行至少80里的速度，先后进入黄泛区。野战军指挥部所在的中路纵队离开古心王集，冒着烈日向南挺进，到周堂口一路还可以通车，过涡河也没费力气，但到了郸城集进入黄泛区的边沿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儿，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汪洋。要不是尚有一些民房的屋脊和树木的顶梢露出水面，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原来是一片沃野和居民地。

　　刘伯承、邓小平一面命令部队设法通过黄泛区，一面指示各级指挥员，抓紧时间向战士再次介绍黄泛区形成的历史，使大家不要忘记蒋介石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毁了32万人民生命的罪恶。

　　步兵、骑兵、炮兵、辎重、担架、大车一齐下水了，像潮汐过后赶海的人群一样拥挤、热闹。有的地方，明明看着水已干涸，但一脚下去，却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使劲愈大，陷得愈深，甚至拔不出来。马匹的驮鞍早就卸下了，各种炮也都尽可能地拆散，扛着涉渡。马匹吼叫着，越挣扎，越下沉。炮车轮越旋转，越往下钻。无法隐蔽和伪装的目标，被敌人的“小红头”和“黑寡妇”轮番扫射轰炸。战士们用步枪、机枪仰射。这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场面，使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第二个草地。”

　　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部队尽量隐蔽，彻底轻装。学习当地群众的经验，利用木板、干草，甚至破棉被，把陷在泥里的人马救出来。熟悉黄泛区地形的老乡，主动设置路标，铺垫什物，帮助部队尽快通过。

　　当刘伯承发现后勤的大车超出了规定的数目，特别是看见有的车上竟装着太行山的小米、山西的陈醋、山东的大葱，他的脸色很少见地沉下来，对车队领导说：“我的好同志们!咱们一再宣誓要破釜沉舟打天下，要舍得甩掉坛坛罐罐，乃至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要节省民力，让他们的力量更有效地用于革命战争。这些鸡毛蒜皮值得装上大车吗？红军北上抗日，是吃皮带、草根、树皮过来的。哪个干部到大别山吃这些东西，不脸红吗？”

　　没待他说完，管理人员齐声检讨说：“是我们错了……”并立即吩咐重新调配，把大车尽量放回。

　　大军继续前进。刘伯承、邓小平也夹在满身沾着泥浆的人们中间，吃力地走着。刘伯承边走边观察，发现榴弹炮渡泛区确实困难，就命令炮兵指挥员将它隐藏起来或者炸毁。炮手们一面执行命令，一面却抱着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武器，不忍释手，有的竟放声痛哭。

　　18日夜，部队通过了黄泛区，急行军30多里，直奔沙河。豫皖苏军区部队已预先搭好了浮桥，指挥部得以顺利通过，天明到达安徽沈丘县贾寨。

　　部队都抓紧时间休息了，人马都疲倦得像一摊泥。刘伯承还是没有休息，在李达陪同下四下走动着，怜恤地看着酣睡的战士，同时吩咐：“得赶紧布置防空警戒。”

　　军政处长杨国宇正要请示下一步行动，刘伯承吩咐说：“后勤人员还没有过河。河水猛涨无法架浮桥，船少，又不断被敌机炸毁，我们要争取时间抢渡。你协助参谋长立即乘吉普车到沙河渡口，动员船夫，用最有效的办法，快速渡河!耽误一分钟，就是对人民犯罪!”

由于加强了组织和指挥，后勤部门的渡河行动变得有条不紊。部队分两个渡口渡河，一个渡人员，一个渡车辆，有经验的驭手牵着牲口徒涉，很快顺利地渡过了沙河。

　　直到这时候，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发觉刘邓所部并不是“向南流窜”，而是有目的地挺进大别山，威胁他的战略后方。本来他已派出几十部电台在陇海路以南侦听刘邓部队的电台讯号，以判明刘邓部队的去向，刘伯承早已料到这一着，命令所有部队一律停止使用电台。因此，蒋介石对刘伯承的行动始终不明底细。

　　过沙河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指示各纵队领导做以下部署：

　　一、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堵击中。王敬久率第三师、五十八师，17日由砀山经夏邑向亳州前进。罗广文率第十师、二○六师似沿平汉路运动。16日，柘城北之远襄集到敌百余，可能是桂系。吴绍周之第八十五师、五十七师仍在单县地区。第五军仍在郓城地区。刘汝明仍在菏、鄄地区。敌人兵力分散，我军务于19日渡河完毕，以争取先机。

　　二、过河后部署如下：

　　（一）第一纵队占领商水，主力集结商水以东、以西，休息二三天，派1先头旅，占领上蔡。第二步，主力占领汝南，派1个旅占领正阳，尔后该旅即在上蔡、汝南、正阳之线待机。但应以骑兵团和张才千旅，进至平汉线，由北向南破路。同时，由上蔡之旅1个营附电台，留置商水，向北游侦警戒。如能更早点占领汝南、正阳，更为有利。

　　（二）第六纵队占领项城，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洪河，尔后留置1个旅在新蔡及其以南。派1个营附电台，留沈丘东西地区，游侦警戒。主力南进，占领潢川、光山、商城3城待机。

　　（三）第三纵队在颍州（阜阳）以西地区，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三河尖东西地区，尔后除留置1个营附电台，在三河尖游侦警戒外，全部自择道路，或经霍丘、砚蛮，迅速占领六安、霍山、立煌①3城。

　　（四）本部在第二、六纵队之间行进。

　　胜利渡过沙河之后，刘伯承、邓小平向全军指战员正式宣布了跃进大别山的任务。为了快速前进，战胜敌人的追堵，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各部队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响亮口号。

　　部队斗志昂扬，前进的速度更快了。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指挥部从新蔡县杨埠渡过洪河。于是，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都被刘邓大军远远抛在后面，反而变成了国民党军追兵的障碍。

第五节 狭路相逢勇者胜
刘邓大军3路前进。8月23日，东路第三纵队到达淮河北岸；西路第一纵队到达汝南城附近汝河北岸；中路第二纵队主力在新蔡东南渡过了洪河，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随第六纵队抵达汝河北岸黄刘营附近。

　　经过侦察，南岸汝南埠驻有国民党的地方保安部队，河内船只，已被搜砸一空。担任先遣任务的第六纵队第十八旅，牢记他们的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开辟进军道路。他们一刻也不迟疑，立即分头寻找船只，搜集渡河器材。

　　24日上午，汝河上空出现了国民党军的“红头”飞机，在先遣部队的头上盘旋低飞。12时左右，汝河南岸西边的公路上，突然烟尘滚滚，人喊马嘶。黑压压的队伍沿公路由西向油坊店、汝南埠一带运动。眼看着国民党军在河对岸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正面布防，形成对峙状态。有经验的指挥员感到情况严重了。

　　汝河岸边出现的敌情，刘伯承是早有预料的。他已获悉：在刘邓大军南下之后，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了陈诚的参谋总长职务，降为东北行政长官，怒斥追击刘邓军的国民党军：“追兵迟出早归，形似旅次行军”，哀叹“似此何以挽救党国于危亡？”并严令加紧追击，部署堵截。蒋介石本人则自兼参谋总长，飞至前线上空督战。

　　天刚落黑，刘伯承、邓小平等已经赶到汝河边。河对岸10几公里的地方，满天通红，一片火光，这是敌人在村庄里放的火。

　　刘伯承、邓小平迅速进入离渡口100多米处的小草房里，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副司令员韦杰，第十六旅旅长尤太忠，第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也先后跟进来。大家都还未坐下，刘伯承就严肃地问：“你们了解情况吗？”

　　“报告司令员、政委：12点钟以后，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吴绍周部进入了油坊店、汝南埠一线，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第五十二团占领了河南岸大雷岗，工兵架起了浮桥。现在敌人正集中火力轰击北岸，封锁浮桥。我旅其他各团已集结河北岸待命。”先头旅肖永银旅长回答。

　　李达参谋长把地图在桌子上铺开，报告最新情况：“我过沙河后，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战略意图，开始派部队向我追击，企图拦住我军主力，在洪河、汝河之间进行决战，以打乱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现在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和第十五师1个旅，约3万人，已赶到汝河南岸，后面追击我们的罗广文兵团整编第五十八、四十八等3个师，已离我们只有50里路了。”

　　屋里的人们全都集中注意力看着地图，只在参谋长的话被近处爆炸的炮弹声打断时，有人才拉正了门窗上的布帘，挑亮了油灯，大家准备接受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命令。

　　一直凝神静听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着每一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

　　“同志们!情况确实是严重的，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如金石坠地：“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头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同志们，明白吧？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这次战斗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看你这党员够不够分量!野司要从这里渡河!”

　　邓小平接着说：“情况就是这样，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人们的心在剧烈跳动，血已沸腾，脑子里萦回着司令员、政委的命令：“狭路相逢勇者胜!”“坚决杀出一条血路，打过汝河去!”“看你这共产党员够不够分量!”

　　刘伯承又打破紧张、沉默的气氛说：“时间不多了，咱们马上行动，强渡!五十二团的勇士们，已经勇敢、机动地冒着敌人炮击和轰炸，强渡到汝河南岸从敌人手中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大雷岗。这是对敌人防守的南岸楔进了第一个楔子!十八旅工兵连又冒着重重封锁，积极搜索船只架设浮桥，这都好得很!命令部队，保护好浮桥，我们要从上面杀过去!”

　　“河南岸有五十二团防守，桥头上有两个战斗力很强的工兵连，敌人一再炮击、轰炸，他们一再修复。桥，决不会丢失!”肖永银旅长的话刚说完，工兵连派通信员来报告：“刚才的枪声，是敌人第四次抢桥，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已被击退。”

　　“只要桥在我们手中就好办!”刘伯承自语般地说着，又让李达把地图铺在地上，蹲下来，将放大镜罩在左眼上。周围的人也都蹲下来，注视着刘伯承手指的移动。他又一次重复说：

　　“十八旅从中间杀出一条路，抗住两边敌人，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奋力攻击前进!十六旅接替五十二团防务，固守大、小雷岗，保护浮桥，保护大军安全渡河!十七旅继续在左翼迟滞敌军西援。立即执行!”

　　一颗炮弹在近处爆炸，弹片震落的尘土撒满了地图。有人扑向刘伯承、邓小平，去掩护他俩；有人劝他们还是离开，隐蔽些好。他们却分外镇静，刘伯承用手将地图上的尘土拂掉，并且催促大家说：“不要管我们，快执行任务，打你们的仗去!”

　　几位旅长跑步回到部队传达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壮语，像电流一样传到了每一个指战员的心里。

　　接着，刘伯承和邓小平也从浮桥上跑步来到汝河南岸，进入了肖永银给他们安排的指挥部——姚官屯。这儿虽然离敌人更近了，但和自己的战士也更近了。

　　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派人送命令给北岸的张际春。命令说：“明天不管飞机如何轰炸，大炮、机枪如何封锁，均应坚决强渡!”并嘱部队要再次轻装，把所有机密文件烧掉，不给敌人留下片纸只字。

　　“刘邓首长已在我们身边，他们要和我们一同打过汝河去!”大家互相传送着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

　　这时候，纵队领导到了旅指挥所；旅、团长到最前面去指挥营、连；战士们争当开路先锋。

　　第五十二、五十三团做前卫，并肩从大雷岗向南攻击前进。第五十四团为第二梯队紧跟，各连均以4路纵队前进，步枪上刺刀，揭开手榴弹盖，不管遇见任何顽抗的敌人，都立即消灭。

　　整整一夜的拼杀，部队浴血向前，胜利的捷报一个接一个报到野战军指挥部。

　　通道打开了，血路杀出来了!汝河南岸横宽六七里的地区，已看不到敌人的踪影。为着使数万大军安全通过，先头旅更加警惕地布置兵力，准备打退两边敌人的反扑，用生命守卫着每一块已经占领的阵地。

　　天渐破晓，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原局、南下工作团都过河来了。肖永银带1个营掩护刘伯承、邓小平离开指挥部继续向南挺进。他们没有骑马，同大家一起轻快地步行。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奔驰南下。他们的行动，证明了“狭路相逢勇者胜!”

第六节 探水涉淮河
在强渡汝河的战斗尚未全部结束时，刘伯承就看好了跃进征途上的最后一着棋——抢渡淮河。

　　8月25日下午2时左右，刘伯承、邓小平风尘仆仆地赶到预先给部队指定的集合点息县彭店。天空飘着毛毛雨。在村口，刘伯承见到了肖永银旅长。他笑着问：

　　“肖永银同志，你的指挥所在哪里呀？”

　　“在野外。”肖永银回答。

　　刘伯承还是笑着说：“找个房子吧，天还落雨啊!”

　　“敌人情况还没摸清，又急着布置警戒，还没有顾到找房子。”肖永银恳切地汇报。

　　刘伯承又问：“今晚你去打息县怎么样？”

　　“没问题，坚决执行命令。”肖永银立正作答。

　　正在这时，第十八旅司令部的作战参谋来接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先到一个老乡家里去休息。

　　刘伯承、邓小平一进屋，看见第六纵队和各旅的领导干部都在，用十分满意的口气表扬汝河战斗“打得好”。接着，刘伯承感叹地说：“我们这次能突出敌人的重围，主要靠我们向敌人采取了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稍停，他又下达了命令：

　　“同志们，我晓得部队是疲劳的。可是，胜利只能在战胜疲劳之后才能得到!敌人希望疲劳捆住我们的手脚。因此，我们一秒钟都不能停步，必须立即出发，向淮河进军。明天拂晓前要攻下息县，夺下淮河渡口，夺下咱们战略跃进途中的最后一个关口!”听的人都激动得屏住了呼吸。刘伯承又重复他常讲的话：“打仗就是这样，要抓关键。在关键性的地方要勇、要猛，才能战胜敌人。敌人想把我们消灭在汝河岸边，但是在我们的勇士面前，他们的企图完全被粉碎了!现在，敌人肯定是要在汝、淮之间挫我跃进的锋芒，想使我们功亏一篑，这又是一关啊!大家还是要牢记，决不和敌人纠缠，恋战就正中敌人之计，只能抢先渡过淮河!”

　　当晚，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邓小平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伯承和张际春副政委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刘伯承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于是，李达亲率第十八旅赶到淮河渡口。这儿本来可以徒涉，不料，当部队到达时，上游却突然涨水。渡口上的船只，也多被敌人破坏，只剩下10来只小木船。敌情十分紧急，据可靠的情报：敌整编第四十八、第七、第五十八、第十、第三、第六十五、第五十二师、骑兵第一旅等，已经紧追而来，其中整编第六十五师已接近刘邓野战军中路纵队，其先头部队已到彭店，和后卫部队接上了火，离淮河渡口只有30多里了。

　　担任先头的第十八旅，奉命必须在26日12时之前渡完。

　　旅指挥员分头在渡口指挥监督10几只木船进行抢渡。但依眼前的实际情况，今明两日渡完1个旅也是困难的，怎么办呢？

　　屋漏偏遇连阴雨，船破又遭顶头风。淮河上忽地巨风突起，小船在风浪中打旋。困难增加了，摆渡的速度减慢了。

　　李达参谋长镇定地指挥着部队抢渡。先头旅的领导一面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按计划让部队上船，一面和参谋长核计着当夜完成任务的实际困难。这些，刘伯承全都看到了眼里。他比所有的人想得更多，他让旅政委李震留在渡口加紧指挥抢渡，带着李达和肖永银回到他的临时指挥所去，商讨加速渡河的紧急措施。小屋塞得满满的，近40摄氏度的高温使人几乎窒息。在一阵沉默后，刘伯承向肖永银发问了：

　　“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河水很深，不能徒涉。”肖永银根据实地了解的情况，作了肯定的回答。

　　“到处都一样，都不能徒涉吗？”刘伯承又认真地追问道。

　　“淮河忽涨忽落，现在涨得很深。河边老百姓说，从来没人敢在这样的季节涉水。”肖永银作了进一步的回答。

刘伯承继续细心周密地向肖永银等提出一系列问题：

　　“你们是不是亲自侦察过？试过徒涉？亲自找向导查了没有？找过几个老乡？他们怎么说的？能架桥吗？”

　　肖永银等旅的领导虽一一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但他心里仍然觉得不够踏实，决定要先和野战军指挥部的人员渡过一部分去。

　　说着，刘伯承拄着一根长过身高的竹竿，带着两个手提马灯的警卫员来到了渡口。他不要人搀扶，登上了一只小舢板。

　　小船顶风破浪向南划去。岸边的同志都向刘伯承投以敬仰、关怀的目光，默祝他安然、快速地抵达南岸。已经是天将黎明的时刻，下弦月的微光紧紧跟着他的小船，北岸的人们一直看着他高大的身影在船边摆动。忽然，从河心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能架桥呀!我试了许多地方，河水都不太深!”

　　这时岸边的指战员才明白，刘伯承原来是在亲自测量水的深度。小舢板经过水浅之处，他还让警卫员插上了标杆。

　　“告诉李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刘伯承的命令继续传到北岸。他怕呼喊听不清楚，又派人送来了亲笔书写的命令：“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可以架桥!”

　　李达在北岸正按刘伯承的命令布置架桥，忽然，刘伯承又派人送来了信：“我亲眼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完全可以徒涉，立即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叫部队迅速徒涉!”

　　李达下达了部队徒涉的命令。好多路纵队，成千上万的人马，浩浩荡荡地从淮河上徒涉过去了。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战胜了南征途中最后一个险关，进入了大别山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到蒋介石统治区来了。[pagesplitxx]
第十六章 决战淮海
第一节 调虎进山
淮海上空战云密布，徐州四周大军云集。10月1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是继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做出的又一个战略决战的果断决策。这个方针确定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继歼海州、连云港之敌，尔后歼灭两淮敌人。蒋介石的注意力正集中在东北战场，图谋挽回东北的败局，根本没有估计到南线人民解放军有一鼓聚歼徐州国民党军的能力。10月中旬，蒋介石令徐州刘峙采取守势，利用陇海路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令华中白崇禧对中原野战军采取攻势。这种处置，说明他完全昧于形势，只是被动应付，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必败无疑。

　　刘伯承预见到战局的发展趋向，早已考虑以少数兵力牵制住华中国民党军主力，尽力将它拉向豫西山区。10月9日，他根据敌军动态，判断白崇禧有向徐州增援的可能，便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白崇禧发现我军一部南下，令整编四十八师一三八旅接防确山，而整编八十五师回驻广水。令杨干才对襄阳、宜城采取活动守备。拟调整编二十、二十八师作机动使用。令王凌云以一个旅守南阳，其余部队归黄维指挥。……以上说明敌人正调整部署，着重在徐州会战，防我进攻。孙元良已准备东开，黄维兵团亦可能于徐州战地呈现危机时东进。故白崇禧亦在计划掌握大的机动兵力，以应付变化。”

　　针对敌情的新变化，他又作了相应部署：令第二纵队及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从13日起对平汉路武汉、信阳段继续发动攻击，并寻歼整编第五十八师、二十师等分散之敌，求得调动桂系回援武汉，钳制白崇禧的主力。

　　在中原野战军主力北上攻击郑汴之际，刘伯承一再电令第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大造声势，伪装主力迷惑敌人。要求第二纵队等部“拉住张淦兵团向西，特别是向南最为有利，而拉向南又以在江汉、鄂豫两地大肆活动有利”；要求第六纵队等部“将黄维兵团引向西去始于大局有利，因此须以强有力的侦察并指挥豫西地方武装主动接敌游袭，主力则在师冈、厚坡地带待机，准备适时移淅川、内乡间”。

　　刘伯承调虎进山之计果然奏效。白崇禧见中原解放军攻势突然增强，误以为刘伯承犯了分兵之忌，给了他用重兵围歼的可乘之机，因此，严令张淦和黄维“穷追到底”。张淦、黄维不敢怠慢，一个向南深入大洪山，一个向西深入伏牛山，艰苦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离开交通线越来越远。这就迟滞了华中敌军主力可能的东调，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对黄百韬兵团的歼灭战。

　　10月末，蒋介石鉴于东北战场败局已定，转而想保持华东、华中不失，于是决定由华中“剿总”总司令官白崇禧统一指挥武汉、徐州两个集团，并要黄维第十二兵团东开阜阳、太和、上蔡地区，以配合徐州方向的作战。10月30日，白崇禧由汉口飞赴南京参加国防部军事会议，在会上表示接受蒋介石的新任命，不但满口同意将黄维兵团东调，而且还主动提议由张淦第三兵团随同黄维兵团一起行动。蒋介石在北平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不料白崇禧第二天忽然变卦，以武汉安全无法保障为由，提出将张淦兵团留守华中，而由黄维兵团单独赴援徐州。其实这是因为白崇禧不愿意接受蒋介石给他的烂摊子，又怕蒋介石事后推卸失败的责任。蒋介石勃然大怒，不容变更，白崇禧则固执己见，坚不相让。在顾祝同等的劝解下，蒋介石只得迁就白崇禧的意见。这说明，在军事形势日益暗淡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矛盾重重，蒋介石渐渐失去了驾驭桂系等杂牌武装的能力，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白崇禧返回武汉后，先是令黄维回师确山，后又让他参加南阳作战。蒋介石愈加怒不可遏，索性直接电令黄维按计划行动。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子恢、李达，要求他们指挥部队牵制黄维兵团东调。刘伯承立即令第六纵队实行尾追，不让黄维兵团顺利东进，同时要求第二纵队协同第六纵队坚决拖住黄维兵团。指示他们：“此次配合徐州方面之主作战，不仅关系中原战局之转变，即对推动全国战略形势之发展，争取早日打倒国民党亦属重要之关键，因此需动员全体指战员服从整体利益，不惜任何疲劳，不怕任何困难、消耗与牺牲，采取一切有效办法来截击、阻击东进之黄维兵团，迟滞其运动时间，以协助主作战达到胜利。为此，二纵应计算行程在6日黄昏以前赶到息县；六纵计算行程在6日夜赶到沙河店，并争取先敌于8日赶到上蔡、汝南间，对敌右侧适时阻击、腰击，利用诸河流方向阻敌也需注意。”

11月6日，黄维兵团喘气未停，连粮弹也未及充分准备，就仓促上路了。黄维为了争取时间，亲率第十八军、快速纵队及兵团司令部为右纵队，由确山出发，经正阳、新蔡趋阜阳；以第十军、十四军为左纵队，由驻马店出发，经汝南、顶城、临泉赴阜阳；以第八十五军附第十八军后调师第四十九师为第二梯团，于广水集结迅速车运确山，循兵团部行进路线至阜阳。他企图连渡洪河、颍河，直达蒙城地区。殊不知刘伯承已预作布置，中原野战军第二、六纵队先敌出动，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和第一纵队第二十旅正在破坏道路桥梁和做阻击准备。

　　刘伯承布置已定，立即动身前往淮海前线。11月5日，他率随行参谋、警卫人员，携带电台两部，分乘一辆美式小吉普和一辆美式大卡车，由中原军区驻地宝丰县皂角树村出发。走不多久，汽车进入了黄泛区。这里仍是一片水沼泥潭。汽车沿着隆起的岗地曲曲弯弯地向前行驶，车上的人不时被颠得东倒西歪。坐在一旁的警卫员禁不住嘀咕了几句。刘伯承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难道忘记了去年经过此地的情景吗？当时后有追兵进逼，前有泥淖阻隔，上有敌机轰炸，我们还不是闯过来了。现在是坐着汽车去追敌人，还有什么可埋怨的？”一番话说得大家愁眉顿展，笑逐颜开。走着走着，跟在后面的大卡车一下子陷进了泥坑。司机狠命加力，发动机发出刺耳的轰鸣，可车轮只是打着泥浆在原地空转。刘伯承见状，立即从前面吉普车上跨下来，踩着泥水快步走到卡车后尾，招呼大家一起推车。他说：“时间很重要，耽误了时间，这一仗我们就打不上了。”

　　一出黄泛区，汽车顺着大道飞驰起来，不久便到了开封城。刘伯承一行刚想停车休息，迎面赶来了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他向刘伯承报告：黄维兵团已过汝河，正向洪河推进，临时配属的第一纵队第二十旅正沿洪河抢筑河防工事，豫皖苏军区部队则在第二十旅翼侧布防，预定下一步再赶到太和、阜阳一线的颍河岸边阻击。敌人前进途中的道路和桥梁，河流中的船只，已令各分区分别予以破坏或转移。刘伯承满意地点点头，指示他多依靠和发动群众，一定要设法拖住黄维兵团。

　　11月10日，刘伯承赶到河南枯城中原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同陈毅、邓小平会合，互致问候。他问起前线情况，陈毅告诉他，华东野战军已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现正一面分割围歼，一面阻击徐州方面的援敌。黄维兵团先头已到新蔡城，正在抢渡洪河，遭到豫皖苏军区部队和人民武装的顽强阻击。

　　11月11日，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接到第二十旅旅长吴忠的告急电报，说黄维已避开了他们设在洪河正面的防守阵地，绕至下游新蔡、李庄桥一线渡河，豫皖苏第八分区部队不支而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立即复电：“我中野主力前往徐蚌线作战，黄维此举乃与我争夺徐蚌线。你们的战斗将直接影响战局的全局，望务必堵住黄维。”

　　为了确保第二十旅先敌到达阜阳，他们又令张国华赶赴界首准备船只，指挥第二十旅水运阜阳。第二十旅收到刘伯承的电报后，急如星火，当即展开了急行军，在夜暗中飞速赶到界首。张国华也已把船只完全准备好了。指战员们飞身上船，立刻扬帆启航。一夜顺风顺水，第二天早晨全部到达阜阳渡口。这时，对岸响起了枪声。侦察员报告：敌人的先头部队靠上来了。一场激烈的阻击战在颍河两岸展开。指战员们深深懂得这场战斗的意义，顽强地抗住了敌人的猛攻，坚持了两天两夜，为主力部队的调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黄维在阜阳渡口遭到顽强阻击，不得已又在下游迂回渡河，但已耽误了两天时间。黄维兵团15日渡过颍河，沿途道路、桥梁遭到破坏，又遭到豫皖苏军区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不断袭击，12万人马行如蜗牛，有时一天前进不到20里，至18日黄昏，才到达涡河南岸的蒙城地区。这时，中原野战军指挥部早已完成了阻击部署，第一纵队和兼程赶来的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在涡阳、蒙城一线设置好了纵深防线。第十二兵团以步、炮、坦协同动作，向涡河北岸的中原野战军部队展开猛攻，企图一举进占宿县，然后向黄百韬兵团靠拢。可是，就在这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口袋阵，又已经布设好了。

第二节 关门打狗
11月2日，陈毅、邓小平发现孙元良兵团开向宿县，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判断刘汝明兵团可能放弃商丘，退守砀山、黄口地区，邱清泉兵团则可能从砀山、黄口一线缩回徐州，似有转入东援黄百韬的模样。因此，他们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中心意图是从西、南两个方向对徐州采取攻势行动，以牵制邱、刘两部。并打算以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在孙元良北援时歼其一部。

　　刘伯承于3日复电陈毅、邓小平并告中共中央军委：“蒋匪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今已全到），邱、刘两敌亦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断截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予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对我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请陈、邓切实考虑，机断行事。”

　　在指令参谋人员拟稿发电的时候，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斩断徐蚌线，是我们“关门打狗”的要着。当前的目标是拦腰切断敌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线，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以南，减轻其主力东援黄百韬兵团的压力。最终的目标是隔断徐州战场与国民党南京大本营的联系，彻底陷敌于孤立，便于徐图各个歼灭。

　　11月6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响后，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击商丘地区的国民党军刘汝明部，于11月8日解放了砀山，从西面进逼徐州。在淮海战役发起的当天，驻守徐州东北贾汪地区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共产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两个军起义，为华东野战军主力插向徐州以东碾庄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敞开了北门。

　　这时，蒋介石发现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百韬兵团。他连日召开官邸会报会议，商讨解救黄百韬兵团的办法。虽经多方计议，仍然拿不出什么良策妙计。最要命的问题是兵力不足，蒋介石已无战略机动部队可供使用。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华北傅作义集团须防备东北解放军南下，已无法向中原抽兵；白崇禧有意保存实力和造成蒋介石的困境，拒绝从华中调兵。因此，蒋介石只得指望淮海战场的军队自寻出路。他将邱清泉第二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分别由砀山、蒙城调回徐州；又电令黄维兵团加快行动，及早投入徐州战场；令李延年第六兵团、刘汝明第八兵团，从蚌埠向北增援，企图猬集主力于徐蚌之间，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徐蚌会战”。为了加强徐州刘峙集团的指挥力量，蒋介石让杜聿明重新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实际负责淮海战场的指挥。杜聿明原来就担任这个职务，因东北战场吃紧，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指挥部主任，东北失败后，又被调回，并被赋予更大的职权。

　　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9日至11日，连电中原野战军，要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刘伯承于10日赶到淮海前线后，立即同陈毅、邓小平研究从速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敌人联系的问题，并于11日下达了徐蚌线作战的命令。以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攻取宿县；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沿津浦线宿县、徐州段向东向北攻击，钳制邱清泉、李弥兵团东援黄百韬；第九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沿津浦线固镇、蚌埠段向南推进，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援；第一纵队为预备队。同一天，中原野战军指挥部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进行了具体的部署。12日，参战部队开始行动。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向宿县至徐州一线的敌人出击。孙元良兵团闻风北逃，在夹沟地区被歼一部。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乘势包围了宿县县城，随即在宿县以南设置阵地，准备诱歼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部，同时积极准备攻城。

宿县是一座古城，是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间的一个要点，位处徐蚌战场的枢纽地带，扼南北交通要冲。国民党军徐州重兵集团在这里存有大量武器、弹药、被服、装具等军需物资，是他们极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因此，它的战略地位显得十分突出。

　　解放军围攻宿县的举动，震动了徐州和蚌埠的国民党军。但徐州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正东援被困碾庄的黄百韬兵团，无法倾力南下。位于蚌埠和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兵力较弱，唯恐陷入解放军的重围，畏缩不前。宿县之敌陷于孤立。守敌仅有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等1?郾3万余人。但他们仗着高墙深壕和坚固的工事，以及铁甲列车、装甲车等，力图固守。14日，第三纵队及第九纵队一部扫清外围，完成攻城的准备。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带领各旅领导进行了现地勘察，确定了主攻东门，南、北助攻的方案。15日下午发起总攻，经10个多小时的激战，至16日拂晓全歼守敌，攻占了宿县。与此同时，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等占领了固镇，控制了200里铁路及沿线两侧地区。

　　攻克宿县，打到了敌人的致命之处，造成了对徐州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截断了他们南逃的退路。11月22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23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经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18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尚不敢做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很少有攻击能力。”这里对攻取宿县的战略作用做出了恰当的评价。

　　事后，国民党报纸评论说：“共军这个动作，一是截断徐州向南唯一而重要的补给线，二则为牵制徐州方面的孙元良、邱清泉两兵团，使国军不能用尽所有的力量，去解决东冀共军。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动机，就是阻止黄维兵团的北进。”① 然而，这种认识对于国民党军来说，未免太迟了。

第三节 摇围师不阙
为了统一领导中原、华东两大战略区和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统筹淮海战场的后勤供应，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于11月16日致电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并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3个月至5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这里所提到的“谭”，即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总前委成立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担负起全面指挥淮海作战的重任，但他们的指挥位置仍然在中原野战军一边，一切号令均通过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发出。这时候，淮海战场交战双方的兵力都已集中。由于黄维兵团的到来，国民党军集结了共约80万人。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周围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总兵力约有60余万人。

　　刘伯承和陈毅、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分析了战场形势，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完成围歼黄百韬兵团，各方向的作战必须为这个中心服务。他们见华东野战军既要集中力量解决黄百韬兵团，又要阻击由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任务确实很艰巨，觉得必须给予有力的配合。他们指挥中原野战军牢牢控制淮海战场南线战局，对黄维兵团采取监视、拖住的方针，不使其到达宿县、固镇与李延年兵团会师，而后合力援救黄百韬兵团。具体部署是：以第一纵队在蒙城、宿县间做正面防御。以第二、六纵队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之侧后。另以第三、四纵队阻击李延年兵团，诱其深入，寻机歼灭。以第九纵队阻击刘汝明兵团。

　　11月19日晚，华东野战军以有重点的多路攻击手段，对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激战彻夜，于翌日晨攻占碾庄圩，又歼灭该兵团部及第二十五军军部等万余人。黄百韬率残部东逃至第六十四军驻地大院上，继续顽抗。

　　战役发展到了重大的转折关头。第一阶段实现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计划后，第二阶段主要歼敌目标指向谁呢？还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歼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与总前委、华东野战军领导曾有过多次电报磋商，先后提出过诱歼北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围歼南线黄维兵团；割歼由固镇北进的李延年兵团等多种预案。但由于当时黄百韬兵团还没有全部歼灭，战场内外的情况尚未十分明朗，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一切要待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根据当面敌人的情况再作决定。11月19日黄百韬兵团即将被歼，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在研究战场情势后，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认为华东野战军经过连续作战已相当疲劳，“刀锋似已略形钝挫”，如不休整，接着歼灭比黄百韬更强的邱清泉、李弥兵团，殊非容易。而中原野战军6个纵队单独对付黄维、李延年、刘汝明3个兵团，困难颇多。如取正面防御，必兵力分散，不能歼敌，且有被敌透过一路增援徐州的危险；如取机动歼敌，虽可逐个歼敌，但对华东野战军作战不无影响。因此建议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如“以七八个纵队钳制邱清泉、李弥，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中共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于19日当天指示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华东野战军除速歼黄百韬兵团外，以主力一部担负歼灭李延年兵团的任务。后来，又进一步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一部协助中原野战军歼击黄维兵团，另一部负责阻击徐州和蚌埠方面的国民党军。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积极创造围歼黄维兵团的条件。11月19日，黄维兵团开始攻击渡河，以主力投入战斗，用猛烈的炮火开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鉴于第一纵队防御纵深薄弱，主力尚未赶到，涡河、淝河间地区狭窄，不便大军作战，故决心改在淝河、浍河之间歼灭敌人。21日夜，令主力全线转移至浍河北岸布阵，各纵队只以小部接敌进行移动防御，以求消耗敌人，创造战机。

华东野战军方面，抓紧了对黄伯韬兵团残余部队的攻歼，22日予以全歼。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就在同一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召集中原野战军纵队领导开会。会上刘伯承表达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黄维的意向，说华东野战军于日内即可结束徐东作战，现正分兵南下，钳制徐州和蚌埠之敌，保障中原野战军侧背的安全。中原野战军当前的任务，是设法将黄维兵团包围起来，而后分割歼灭。他强调指出，大家要充分认识围歼黄维兵团的艰巨性，打个不好听的比喻，这一仗好比是“瘦狗拉硬屎”。他这是针对双方的实力而言的，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共12万人，与黄维兵团大体相当。但由于大别山的消耗和部分兵力留置，造成各纵队兵员不足，除第一、四纵队各有9个团外，其余均只有6个团，第九纵队甚至只到了5个团。武器装备方面，除了几十门野炮、山炮、步兵炮和200多门迫击炮外，基本武器只是轻重机枪、步马枪和手榴弹，而且弹药不足。与黄维兵团美械装备的坦克、重炮、自动步枪等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邓小平要求大家拿出“倾家荡产”的气魄，他说，只要歼灭了南线敌人的主力，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各纵队领导纷纷表示了坚决打好这一仗的决心。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在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之后，黄维兵团为避免孤立被歼的危险，必定会拼死向津浦路靠拢，以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合为一股。由于它机械化程度高，携带有大量辎重，又急于求进，估计会选择宿蒙公路为主要通道。而这里又只有南平集有座大石桥可以通过重炮、坦克。因此，有效地控制宿蒙公路，坚决扼守南平集，是实现阻击和包围黄维的关键。于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把南平集作为扼守要点，令陈赓率第四纵队坚守。

　　黄维见解放军全线撤至淝河北岸，误认为攻击得手，命令部队乘势攻击前进。但他手下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看出情势不妙，建议暂留蒙城观察一下再说，免得陷入圈套。黄维听了也感到言之有理，但又顾虑违拗蒋介石限期攻占宿县的命令，因此，犹豫不决，在蒙城周围徘徊了一天。这时，黄百韬兵团被全歼。蒋介石对黄维封锁消息，仍督促他继续北进。黄维只得又沿宿蒙公路向南平集攻击前进。

　　南平集的阻击战打得异常激烈。黄维志在必得。一连两天，他以主力第十八军担任主攻，动用大量坦克、重炮，轮番向南平集发动猛攻，镇子被打成一片火海，许多房屋被夷为平地。陈赓是位久经战阵的老练指挥员，他命令部队把阵地推进到南平集以南数百公尺的田野上，在正面构成以班、排为单位的集团工事，以减少炮火杀伤，增强独立作战能力。待第十八军冲到阵地前沿，即突然开火给予重大的杀伤。黄维所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始终未能攻入南平集。

　　当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而来，孤军冒进，态势突出，现在歼击黄维兵团时机甚好。因此决心放弃南平集，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黄维兵团。24日下午，毛泽东的复电来了，称：“（一）完全同意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理，不要请示。”

　　刘伯陈、陈毅、邓小平立即按计划行动，指挥中原野战军完成纵敌深入、暗设口袋的新布势。他们以第四纵队第十旅和第九纵队一部吸敌就范，利用浍河将南岸的3个军隔断，然后集中第一、二、三、六、十一纵队两翼包围，予以攻歼。当中原野战军主动后撤时，引起了黄维的错觉，他以为第十八军的突击获得成功，于是下令该军经南平集过河，其余部队陆续跟进。正行进间，埋伏在东西两侧的中原野战军突然全线出击，枪炮声和喊杀声响彻浍河上空。第十八军唯恐孤军深入而被解放军割裂在浍河北岸，慌忙又缩回浍河南岸，这时，蒙城也被中原野战军占领。黄维发觉中了圈套，决定不向宿县前进，改道向固镇转移。24日黄昏，中原野战军各路部队乘敌人动摇之机，展开猛烈的向心攻击。战斗力较弱的第十四军当即失去指挥，溃不成军。位于最南面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第十一纵队，协力封闭了东南方向敌军的去路。黄维兵团被包围于以双堆集为中心、半径15华里的地区内。第十八军第四十九师掉头南逃，被第六纵队第十八旅跟踪尾追，于26日夜在大营集一带歼灭。

蒋介石并没有料到黄维兵团会这么快落入解放军的包围圈。23日，他召集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开会。由于黄百韬兵团的覆灭，会场里一片沮丧气氛。蒋介石为了振作士气，对黄百韬的顽抗到底吹捧了一番。当有人提到黄维兵团的处境时，他吹嘘黄维有十数万之众，装备精良，完全有独立作战和支撑的能力。因此，他决定徐州“剿总”的主力向符离集进攻，李延年兵团和黄维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打通徐蚌间津浦路的交通。刘峙、杜聿明也认为别无良策，这样似乎尚有一线希望，散会后即飞返徐州。飞机经过双堆集上空，杜聿明通过报话机与黄维通话。黄维焦急地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想办法，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杜聿明回答：“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对你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施好了。”不久，蒋介石的电令果然传到黄维的司令部。同时，从杜聿明那里也传来徐州主力已大举南下的消息。黄维不禁面露喜色，以为转机来了。他下令仍向东南方向进攻，争取与李延年、刘汝明靠拢。

　　一连几天，黄维驱使各军轮番向解放军阵地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下，损兵折将，无法突破包围圈。北面的“徐州主力”，根本杳无音讯；南面的李延年兵团，更是毫无影踪。黄维再度陷入失望，连连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此时正狼狈万状，手里已无兵可调。华北前线，由于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傅作义的55万人马已处于被包围的境地。西北胡宗南集团，自顾不暇。华中地区尚有张淦兵团和宋希濂兵团，但一来远水难救近火，二来白崇禧存心作梗，设置种种障碍，难以及时调到。蒋介石处于万般无奈之中，只得复令黄维兵团“固守待援”，并下令空军予以配合。命令传到双堆集前线，黄维及其左右的一班高级军官立刻哗然，他们业已感到局势的危殆，但又别无他法，只得准备作困兽之斗。

　　在中原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洋溢着热烈而紧张的气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轮流在作战室值班，随时掌握着战役的进程。为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常常主动连值两班，对准时来作战室接班的刘伯承说：“这一阵把你拖垮了，你好好去休息。我年轻力壮，应该多担点儿工作。有大事一定来叫你。”这一对老战友的革命友谊，在战火硝烟中与日俱增。

　　这时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挥部已移到宿县西北临涣集附近的小李家，离双堆集仅几十里。在这之前，他们的指挥部往来移动于临涣集周围的严家、周殷圩等村庄，到小李家后相对稳定。这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从此成为名垂史册的纪念地。

　　黄维兵团的被围，使中原野战军指战员感到十分欢欣。尤其是第十八军这个老冤家，终于落入罗网，这一回得好好跟它算总账了。但刘伯承毕竟比别人想得更深一层。他熟知黄维兵团尤其是第十八军，不仅装备精良，而且军官一律军校出身，士兵受法西斯教育极深，训练严格，讲究战术，要想歼灭它，并非易事。还是采取稳妥方针为好。经过与陈毅、邓小平研究，他们决定将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划分为三个阶段：阻击作战阶段，紧缩包围、准备反击阶段，阵地歼灭战阶段。第一阶段，已经以黄维兵团的被围而告结束。

　　11月2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令部队加紧压缩敌人。最初两天，由于部队对敌人的防御能力估计不足，在作战上只是猛烈突击，造成较大伤亡。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根据这种情况，组织各部队进行火线总结，并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装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各级指挥员很快克服了急躁轻敌的情绪，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于弹药不足的问题，刘伯承立即命令后勤司令部组织前送。并指示：“此战本拟乘黄维立足未稳之时机开始攻击，但因我弹药未能及时大量前送（此点或可认为此战拖延时间之重大原因之一，后勤在现代规模战争中的重要性，诚不可忽视），故只好延迟。”设在商丘的交通司令部，马上调集了大量汽车和民工支前的大车、手推车，将弹药和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淮海前线，保障了作战的继续进行。

连日来，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热闹非凡。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围着地图和沙盘，时而沉思，时而交谈。他们鉴于敌人成密集队形防守，逐村顽抗，很难割裂，曾考虑再使用“围三阙一”的战法，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让敌军突进预设的袋形阵地，在运动中予以歼击。但联系到敌军这两天的战术，往往采取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办法，想尽量扩占地盘，伺机突围。如果让敌人突出包围圈，在广阔的平原地形上不但无扭住的把握，而且敌人多占一村，可利用解放军原有工事组织防御，更可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他们在权衡了整个战场的形势后认为，徐州杜聿明集团所辖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以及蚌埠方向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已被华东野战军牢牢盯住，无法前来增援黄维兵团。歼灭黄维兵团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们一变“围师必阙”的常规，决心采取“围师不阙”的办法，“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以困饿之”。对装备强而粮弹难乎为继的黄维兵团，这种办法非常见效。11月26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截至现在止，我已将敌压缩在东西不到20里，南北10里左右的七个小村中，敌人始终企图向东南突围。今日在大量飞机、坦克掩护下，多次攻我阵地，均未得逞。其粮食已极困难，且无宿营地，但仍逐村顽抗，我们采取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利用炮击，最后歼灭的战术。华野二、六两纵刻在湖沟集南北阻援，亦无问题。全歼该敌，已大致肯定。”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工兵营的一个军官11月28日的日记这样写道：“我们被困已3日了，‘住’、‘吃’、‘拉屎’都成了问题。遍地挤满了人，插足都没地方，哪还能拉屎？早饭吃了红薯后，经大段巡视，才找到一处略有隆起的地方蹲下了。另一战友告诉我：那是埋的死人，昨天炮弹炸死的。我赶忙变换阵地。”国民党军的狼狈之状，于此可见一斑。

　　在紧缩包围阶段，中原野战军还利用敌人急于突围的心理，给敌人以巨大的消耗。11月26日以后，黄维见援兵无望，决定组织突围。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采取成团成师的集团冲锋，妄图一举突破解放军的包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示部队构筑大纵深工事，顶住了敌人的疯狂冲击。11月27日，黄维集中了第十八军、第十军和第八十五军的4个主力师，向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陕南第十二旅阵地进行轮番的持续攻击。由于事先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向中原野战军通报了消息，第六纵队等预有准备，给突围部队以迎头痛击，粉碎了黄维的突围计划。

　　第一一?师是以该师师长廖运周为首的中共地下组织控制的一支部队。早在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就给该师的党组织下达了指示，要他们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11月26日，当廖运周得知黄维将于次日晨组织4个师突围的消息后，感到刻不容缓，立即设法派人前往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报告了这个情报，并要求乘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示第六纵队坚决支持起义，给廖师严密规定了行进路线和联络信号。次日晨，双堆集地区大雾弥漫，廖运周率两个团按指定路线，进入中原野战军规定地域。尾随的敌人以为一一?师突围成功，即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纷纷涌进。这时，第六纵队等部以预伏的火力，向敌突围部队猛烈扫射，敌人在突然打击下陷入混乱。不久，黄维发现第一一?师已经起义，又重新组织突围。然而，从此士气一蹶不振，毕竟是强弩之末了。

　　在围困国民党军的战斗中，中原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与敌人斗志斗法，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威震敌胆的近迫作业和飞雷，就是在这艰苦的围困作战中创造、发展起来的。为了对付敌强大火力，在刘伯承的倡导下，战士们以“地平线下前进”的近迫作业，构筑成纵横几十里的战壕，迫近双堆集敌中心据点几十米处，形成了对敌攻防的有利阵地。飞雷，是第四纵队指战员们根据民间制爆竹的古老技术而发明的一种炸药抛射器，用迫击炮或汽油桶作装具，用于近距离摧毁敌人的碉堡和工事，效果显著。淮海战役前夕，刘伯承曾到第四纵队参观过飞雷的试验，他要求工兵继续给予提高、完善，说：“飞雷的创造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它的诞生，表明了人民战士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领导上热心地扶持着这种智慧的发展，就会变成无坚不摧的力量。”战后，许多俘虏心有余悸地说，解放军有三招最使我们害怕：一是近迫作业，往往一夜之间，新挖的战壕就逼近了我们阵地；二是阵前喊话，从相隔几十米远的交通沟里进行政治攻势，搅得人心难安；三是飞雷，在发起攻击前，像大西瓜一般的东西落在阵地上，把鹿砦、工事和死尸一起抛上了天，实在厉害。

被围困的黄维兵团，损耗巨大，弹药缺乏，粮食断绝。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但包围圈日益缩小，很多物资都落入解放军手中。敌军所得甚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黄维兵团已经陷入绝境。12月1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报告：“敌人已无饭吃，且已发生柴火困难，即使大量空投，亦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拟先攻其（双堆集）北端之三官庙、马围子诸村（十八师），而后将敌压缩于双堆集两里见方的地区，而以大量炮火猛攻之。”

　　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竟孤注一掷，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绕道肖县、永城南下，企图拊击中原野战军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合兵南撤。令李延年、刘汝明合力北进，以为接应。11月30日，杜聿明率30万人撤离徐州。粟裕当机立断，以11个纵队的强大兵力，进行多路、多层次的追击与拦击。至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于徐州西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对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和李延年兵团，分别采取攻歼、围困、阻击的不同方针。在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刘伯承随手将口杯、砚台、电文纸摆成三堆，接着对参谋们说：“这就像我们面临的三股敌人。军委电令我们吃掉已围的黄维兵团，围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阻住北上的李延年兵团，这叫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要保证夹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吃掉黄维兵团，腾出手来，再歼杜聿明、李延年。”

　　从12月4日起，进入歼灭黄维兵团的最后阶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精细地计算了敌人兵力损耗的情况，判断除被歼和起义外，只有第十一师尚较完整，别的均残破不堪。于是决定使用总预备队华野第七纵队、第十三纵队，并调来华野特种兵纵队一部，展开总攻。刘伯承特别强调攻击阵地的编成和火力组织。他指出：“阵地的编成必须是无数的交通壕和地堡网，或单人的散兵坑（为防止敌炮火及坦克的摧毁，单人散兵坑比地堡更为适用），平行和纵横交织地从四面八方向敌人阵地前进，我们的工事迫近敌人愈近，就愈易奏效和减少伤亡”，“攻击的火力必须集中和严密分工”。根据敌人的防御态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以陈赓指挥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为东集团，先歼灭双堆集以东之敌。以陈锡联指挥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及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为西集团，歼击双堆集西北之敌。以王近山、杜义德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为南集团，歼击双堆集以南之敌。其中以东集团为重点，求得先攻占杨围子、杨庄、沈庄等地，将敌防御体系打破，并使黄维兵团部所在地之核心阵地完全暴露于攻击部队的火力威胁之下。

　　12月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了对黄维作战总攻击的命令：

　　（一）敌黄维兵团经我半月作战，已损失总兵力至少三分之一，战斗部队至少损失五分之二，其主力十八军（包括十八师）亦已残破，这是我各部队英勇作战的结果。

　　（二）根据总的作战要求及当面实际情况，颁发命令五条如下：

　　甲、从明日午后4时半起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延迟。

　　乙、陈赓、谢富治集团务歼沈庄、张围子、张庄地区之敌，陈锡联集团务歼三官庙、马围子、许庄地区之敌，王近山、杜义德集团务歼双堆集以南玉王庙、赵庄及以西前周庄、周庄、宋庄之敌，并各控制上述地区，然后总攻双堆集，全歼敌人。

　　丙、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

　　丁、各部应不惜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地协助友邻争取胜利。

　　戊、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的分子，各兵团各纵队首长有执行严格纪律之权，不得姑息。

　　（三）本命令用口头直达连队。

命令传到部队，指战员们欢呼雀跃。最后围歼黄维兵团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12月6日16时30分，发起了总攻。各集团依靠周密的侦察和严密的组织，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充分发挥步炮协同的威力，向双堆集四周展开猛烈的攻击。敌人仍然作拼死的抵抗。6日晚至7日晨，解放军先后攻占双堆集周围的李围子、李土楼、小周庄、宋庄、东马围子等地，剥开了敌防御体系的第一层外壳，把战线推向敌人核心防御阵地。此后，各纵队普遍采用昼停夜攻的方法，避开敌人的火力，发扬近战夜战的特长，逐日取得了进展。敌人则在白天组织反击，以成团成营的兵力，在坦克、炮兵和空军的掩护下，四出平毁交通壕。但密如蛛网的交通壕从四面八方伸向敌人阵地，即使部分遭到毁坏，很快就被修复。12月9日，刘伯承指出：“敌现集于上千的地堡网内，故我只能稳步前进，只要交通壕迫近，加上密集炮火，必能成功。”各攻击部队根据这一指示，加强近迫作业，把交通壕尽可能延伸到敌人的阵地前沿，针对选好的攻击点，集中兵力兵器，一鼓作气压向敌人，往往取得成功。依靠这种稳步前进的战术，提高了歼敌效果，减少了自己的伤亡。11月10日，在南集团的强大打击下，敌人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残余部队在该师师长黄子华率领下投诚。敌人军心更加动摇。

　　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向黄维指出：“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剩不过2000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最后依靠的精锐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们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遭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80里以外，寸步难移，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即决策。”这个文告，通过电台广播和喊话筒传播，反复传到敌人的耳中，进一步引起了敌人的惊恐和绝望。

　　由于黄维拒绝投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予以彻底歼灭。12月13日，他们调整了部署，以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十三纵队加入南集团作战，把作战重点改以南集团为主，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结合东西两集团，直捣敌指挥中心双堆集核心阵地。14日，攻击部队四面多路会攻双堆集东侧敌核心据点——野战集团工事。这里距黄维兵团部仅有两里，是黄维兵团部的重要屏障。黄维指派号称“威武团”的第十军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据守。突击开始前，上百门火炮齐射，炮弹和飞雷倾泻在敌人阵地上，使敌人苦心经营的野战集团工事大部被摧毁，守敌非死即伤。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襄阳登城第一营”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第二十三团“洛阳营”，分别从南面和东面突破敌人阵地。黄维急派其警卫团赶来增援，但已无法抵挡，一阵激战之后，仅剩百余人狼狈逃回。

　　黄维见大势已去，于12月15日下午决定进行最后的突围。他命令所有残余部队“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实际上是让官兵四散逃命。黄维、胡琏、吴绍周各搭乘一辆坦克突围。黄昏，攻击部队乘敌人慌乱突围之机，分多路向双堆集实行穿插和割裂，终于将黄维兵团残余部队一一歼灭。黄维、吴绍周被生俘，只胡琏侥幸逃脱。至此，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胜利结束。计歼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11个整师和1个快速纵队，共10万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

　　12月12日，毛泽东来电，请刘伯承在黄维兵团歼灭后，到中央商谈战略方针。要求刘、陈、邓、粟、谭五人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到中共中央。据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7日赶赴设在肖县西南蔡洼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粟裕一见到刘伯承，就感慨地说：“我们17年没有见面了！”他俩从1932年在红军学校分手算起，至今正好有17个年头了。随后，大家回忆起长征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又谈到当前淮海战场的胜利及今后向全国的大进军，气氛越来越热烈。然后，五人正式开会，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商定了一系列的计划。会后，刘伯承、陈毅动身北上赶赴西柏坡。

经过华东野战军的英勇作战，杜聿明集团也在1949年1月10日被全歼。至此，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力歼灭了国民党精锐主力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郾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战后，刘伯承在为中原野战军《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的题词中指出：“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百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而双堆集歼灭黄维军一战，则乃承先启后的关键。由于我在津浦西侧从黄维的外翼开始围攻，而杜聿明军则欲从徐州西南拊我外翼，以与李延年军协援黄维，因而被歼灭于永城东北地区。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这一精辟的见解，是他对淮海战役的科学总结，也是他在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中指挥艺术的光辉记录。[pagesplitxx]
第十七章 挥师过大江 
第一节 摇敌前渡江
1948年底，刘伯承与陈毅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时正逢吴玉章七十寿辰，12月30日，他们联名写信致贺：

　　吴老：

　　我们北来中央开会，值你年满70。党内外同志热烈庆贺。我们代表南线各同志共申贺忱。

　　你50年来，以革命为职业，中国革命无役不从。每当革命运动受挫折之际，你临难不退缩，坚持奋斗的精神，更值得学习而示人以典范。

　　短短的祝词，表达了他们对这位老革命家的敬仰和友谊。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提出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加强各野战军的正规化建设。

　　1月7日，刘伯承在会上发言。针对渡江作战和夺取全国胜利，他着重讲了四个问题：（一）前年我们跃进式的进军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在最后胜利时，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真正讲起来是最快的。（二）开辟新区的组织问题。在未出动前最好即有一套地方党政及军区的配备，这是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实行军政府、军事管制。（三）正规化。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如何着手，看来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四）野战军与后方问题。毛主席说过“补充在前线”，现在又提出“加强后勤工作”，这是不矛盾的。补给主要并尽可能取给于前线，但完全解决人力、物力、财力问题，还必须靠后勤。这次170万人南下江南作战，没有后勤，没有财政是不行的。

　　这四项意见，表明了他对渡江战役及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设想。这四项意见，涉及到了下一步向全国进军最为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新区政权建设、军队正规化建设和野战军大规模的后勤供应等问题。其中“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是说的用军队和根据地的干部控制、管理新解放区的应急措施，是针对及时、有效地控制和开展新区工作而言的。根据大别山的经验，再加上可以预计的城市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因此，他主张未雨绸缪，预先准备好新区政权的干部班子，以便到时迅速组织起政府机构或军事管制机构，开展工作，然后再逐步过渡、完善到由各种政治力量组成的人民政权。

　　刘伯承在石家庄稍事休养后重返前线。2月11日，他回到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

　　首先，他以主要精力主持部队的整编工作。2月间，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陈赓5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部队以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7个纵队为基础，加以地方兵团升级，补充新兵、俘虏等，扩编为第三、四、五兵团。第三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王近山、杜义德任副司令员，闫红彦任政治部主任，王蕴瑞任副参谋长，钟汉华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十、十一、十二等3个军。第四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副司令员，刘志坚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荣贵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等3个军。第五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张霖芝任副政治委员，甘渭汉任政治部主任，潘焱任副参谋长，石新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等3个军。此外，还组建了特种兵纵队，由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整个野战军实力达到28万余人，装备大大得到加强。

　　通过整编，人民解放军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武器装备大大得到加强，它面临的建设任务也更为繁重。刘伯承在3月份向毛泽东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围绕着部队整编工作，系统地表达了军队建设的意见，提出了组织调整、兵员补充和后勤建设等三个问题，并敏锐地把这些问题提高到正规化建设的高度。关于组织调整，他提出：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不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且是组织上的变动或扩大整编，这就必然牵动其他组织的调整。他强调指出：统率机关的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件大事。

关于兵员补充，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认为中原野战军兵员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等5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杂员、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政治觉悟极不齐，原来在中原野战军正规化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这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指导责任。同时在正规化的口号之下，对那些指导不深入于部队实际活动中的官僚主义还是要反对的。

　　关于后勤建设，他继续发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畅通，部队物资拥挤和一切需要同时要当地人民供应，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站的设备，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地进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给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的主力已基本丧失，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退守到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争取时间编组新的军队，以便等待条件成熟，进行新的反扑，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又一次玩弄起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以代总统的名义出面，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另一方面，搜罗残兵败将，加紧布置江防，企图以残存的军队凭借长江天堑阻遏人民解放军前进，梦想重复“南北朝”分江而治的历史。在上海至宜昌的长江防线上，国民党军兵力不敷使用，只得布置了两个重点防御集团：一个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集团的26个军共75个师，约45万人，主力置于京沪杭地带，以54个师担任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制江北各桥头堡，其余21个师配备在浙赣线、苏南、浙江、皖南纵深地区；另一个是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的14个军40个师，约25万人，其中27个师担任宜昌到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守备，以13个师配置在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此外，还调集其海、空军主力，投入长江防线：以镇江为基地的“第二舰队”辖舰艇89艘，归汤恩伯指挥，担任长江下游防务；以九江为基地的“江防舰队”辖舰艇44艘，受白崇禧指挥，担任长江中游防务。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军拼命鼓吹的所谓“陆海空立体防线”。实际上由于战线长、兵力少，它已无法设置有效的长江防线，而只能采取这种东重西轻、顾此失彼、外强中干、点线脱节的处置。

　　对于这种虚张声势的防御态势，刘伯承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合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难适时出击。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是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做。如此，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做了。汉口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地点，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线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江防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到处易遭短兵炮兵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卖国独裁的反人民内战到了现在阶段，士气越发不振，守备越发困难了。”
尽管渡江战役的胜利已完全在预计之中，而且不会遇到敌人顽强的抵抗，但刘伯承一如往昔，认真地领导部队进行一系列的准备，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障碍，降低兵员伤亡和物资损耗，求得任务的圆满完成。这不仅体现了他一贯的缜密仔细的作风；而且反映出向党向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

　　3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3个兵团分由阜阳、沈丘、漯河地区，向湖口至贵池间的长江北岸挺进。以第三兵团为左路军，从阜阳直趋安庆；第四兵团为右路军，从沈丘移向望江；第五兵团为中路军，从漯河开赴桐城，尾第三兵团之后集结待机。并令第十一、十五两军为先遣军，先期到达预定地域，为主力开辟渡江前进阵地。为牵制迷惑华中白崇禧，又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向安陆、应城、天门之线宽大机动作战，威胁武汉侧背，吸引白崇禧部分兵力西顾。

　　当第十一、十五军冒雨疾进，跋山涉水，穿过了大别山区，将达江边时，刘伯承于3月24日下达了《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对实施渡江作战规定了十项重要的战术原则。其中要求先遣部队“首先要把敌人在江北的掩护阵地扫除，直达江边，才能进一步做切实的准备”，“在扫除敌江北桥头堡、支撑点时，特别对妨碍我主要渡江点之敌，力求截断其退路，割裂其部署，予以速歼，不使其退守江南，增加以后的抵抗力”。为了保证先遣部队动作的突然性，他还布下了一系列的疑兵计：在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佯攻的同时，电令刚刚配属第二野战军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直出信阳，威逼平汉路南段，加大白崇禧集团的压力；令行经麻城、罗田的右路军第四兵团故意暴露行军企图，制造将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的假象。白崇禧果然慑于鄂东空虚、九江受威胁，急将安庆守军第四十六军主力经宿松撤往黄梅、九江，增强该地防务。仅留下第一七四师附一个团退缩安庆及其周围要点固守。这时，第十一军就势进逼安庆及其东西沿江一线，控制渡口，征集船只，并做攻击安庆的准备。第三兵团率第十、十二两军即迅速跟进至桐城以南地区。第十五军也进展顺利，连克英山、罗田、太湖、望江诸城，先头第四十五师以迅速勇猛的动作，一举攻占华阳镇及其附近的敌桥头阵地，全歼敌第六十八军留守部队。于是，第二野战军完全占领了长江北岸的预定地域，开始转入直接渡江的准备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渡江作战，刘伯承适时改变了攻取安庆的部署。安庆这个突出于长江北岸的历史名城，是著名的军事重镇，它曾经有过多次阻碍或牵制北方军队南渡长江的记录。刘伯承审时度势，认为当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千里江岸，国民党军防不胜防，个别孤立据点已起不到障碍作用了。但是安庆擅城坚濠深之利，攻击起来必然增加伤亡。因此，他命令第三兵团不加攻击，只作监视、封锁。

　　在这前后，刘伯承的精力转入以战役、战术的组织领导为中心的准备工作。部队开进时，他发现部分指挥员只注意行军进度和歼敌数字，忽略了及早着手进行各项实际的渡江准备，立即发出指示：“关于侦察，渡江器材，渡江部署战术、技术诸问题，力求精确周密准备，尤应在行军中至渡江前着重对部队切实训练渡江战术、技术，万勿骄惰疏忽，误此大事。”在另外的一个电令中，他再三强调，“这是目前的重点工作，不可放松。”当两个先遣军兼程前进，第三、五兵团跟进到淮河一线时，他要求各部队就河川湖沼地形开展渡江军事训练。虽然这种训练的时间是短暂的，加上受地形条件和器材的限制，不可能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使广大指战员从思想上、行动上产生了一种紧迫感。通过训练，为全军江岸大练兵打下了基础。

　　第二野战军在长江北岸的待机出发地域，湖泊沼泽连绵，是理想的水战练兵场所。4月初，各兵团主力相继抵达渡江出发地。刘伯承及时发出指令，要求“各部队战斗准备工作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斗渡江的演习；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周密的研究，力求在宽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下，针对敌人的弱点做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船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各部队遵照刘伯承的指示，立即展开了全面的准备工作和热火朝天的练兵活动。

水战，舟楫是基本的条件。尤其在长江这样宽阔的水面上进行大兵团作战，没有足够的船只和相应的器材，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军鉴于湖口至贵池一带，长江向南岸凸出的地形特点，着意在这里实行严密的军事控制，平毁村寨，驱逐居民，尤其将船只劫掠一空，企图增加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困难。第二野战军先遣部队横扫江北守敌，攻取江岸敌军桥头堡后，即依照刘伯承关于“抓紧船筏及其他渡江器材的搜集”的指示，全力投入筹集船只的工作。他们面对村寨残破、人烟萧条的困难状况，发扬人民军队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访贫问苦，救灾济困，宣传大军渡江对夺取全国胜利的巨大作用，很快取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沿江居民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贡献出一批预先藏匿的船只，并提供了许多找船的线索。野战军主力全部到达后，根据先遣部队的经验，刘伯承指示各部队普遍与中共地方组织、政权机关组成船只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筹集船只的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共搜集、打捞、修补船只1478艘，动员船工2000余名，加紧训练其成为渡江驾船的水手。结合水上训练，战士们制作出以稻草救生圈为主的救生器材，用15斤稻草，即可保证一人全负荷飘浮。舟楫之难，终于得到基本解决。

　　随着舟楫的解决，部队在内湖、夹江日夜展开了紧张的水上练兵。由于部队中北方籍战士居多，不谙水性，对滚滚长江，更有一种恐惧心理。虽经反复政治动员，思想认识、战斗意志有所提高，但克服天堑的信心仍然不足。刘伯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指示部队：组织水上训练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开头着重消除大家的畏水心理，尔后再进入战术、技术综合演练。各部队通过“谈水”、“看水”、“试水”等方法，请南方籍战士和当地居民讲解长江水性，组织北方籍战士座谈和轮流观察长江水流和敌岸情况，组织练习游泳、用船和试制救生圈等活动，使战士们逐渐摸熟了长江的特性，久扰于心头的畏水情绪逐渐消失。在此基础上，刘伯承要求部队加快训练进度和加大训练强度。各部队从上下船、船只操纵、救生器材试验和各类兵器的水上射击等一般性课目，转入到航渡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及登陆突破等战术动作。水手的训练也在加紧进行中。要把数千名船工训练成勇敢、熟练的渡江水手，确实是一项艰巨的组织、教育工作。通过形势教育，使船工们认清了个人翻身与革命前途的关系；通过诉苦运动，启发了船工们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在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中贡献力量的光荣感。到4月中旬，各部队进一步举行了综合演习，在江沿湖沼找出相似地形，做出想定，反复演练。一时间，江汉湖面船行如梭，人涌如潮，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水上练兵场景，显示出人民解放军旺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

　　在诸多的准备工作中，部队组织指挥又是刘伯承最为关心的。3月份以来，他发出一系列渡江战术指示。当年开始战略进攻突破敌黄河防线时制定的《关于敌前渡河的指导》，及在开展军事民主基础上汇编而成的《渡江作战之研究》，都作为教材印发全野战军干部学习参考。尤其是他精心撰写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全面地科学地规定了渡江作战的战术原则，从扫除敌人江北桥头堡到建立渡江前进阵地，从思想的、物质的准备到战术、技术的演练，从突破江防到纵深追击，都一一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措施。当这个指示传到第二野战军全体干部手中时，人人感到解决了组织指挥上的各种难题，战术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后来，当时的一些指挥员，只要一提起第二野战军横渡长江之战，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刘伯承所写的这十项战术原则，异口同声地称赞它“周到具体、简练管用”。

　　渡江准备工作中的战役、战术侦察，刘伯承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派出先遣军扫除敌人在江北的掩护阵地起，他就强调了侦察的重要性。以后他又直接部署了野战军的战略侦察和战役侦察，指示司令部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派人偷渡，尽力搜集长江南岸的敌情，实地研究长江地形、水情，绘制出渡江作战地图。对于长江的水位、流速、暗礁、浅滩、江洲、航线；天候的晦晴、风向；两岸的地势、土质；以及船只的航速、性能、载人量；人马上下船的时间，拖拉船只所需的时间、人力等，他都要求进行细密的观察、记载，实地试验，精确计算，并依据其结果制订出适当的计划和具体的动作。对各部队的战术侦察，他指示必须“派出干部观察，携带望远镜、察明江幅、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的基础”。他认为“这种观察的侦察与战斗的侦察结合起来作用更大”。对于渡江的步、炮、工兵等组织协同动作，他也指示“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各级指挥机关组织了观察所，昼夜不停地进行观察，结合实地侦察，掌握到许多重要的敌情和长江水文地质情况，为实施渡江作战准备了可靠的资料。

3月3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和谈以揭露敌人，备战以实施渡江”的指示，结合国民党军江防情况和第二、三野战军的兵力配置，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组成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中、东两个作战集团，在靖江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共同协力，求歼沿江防御之敌，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前出浙赣路，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另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位武汉正面，在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三野战军作战。战役计划分为渡江展开、割袭包围敌人前出浙赣路、分歼被围之敌三个阶段。邓小平强调指出，战役的关键在于东、中两集团迅速对进，打乱敌之作战体系，完成钳形合围，达成割袭包围敌人之目的。西集团着重密切协同第三野战军行动，适时以主力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的任务，并以主力一部速出衢县地区，确实控制浙赣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刘伯承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指示，于4月8日下达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基本命令》。他在分析判断了敌情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后，指出：“敌人主要是扼守长江。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如何处置，战局的发展都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演变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故渡江战斗乃为京、沪、杭战役重大关键。我野战军当前江防之敌（刘汝明）较弱，又为蒋桂两系的结合部，而我军态势则处于蒋匪的侧背，成为有利的渡江突击方向。”为了便于战役进行得更为顺利，他决心以3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间宽约200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地段为重点实施突破。具体部署为：第三兵团从安庆以东至棕阳段渡江，挺进歙县（徽州），截断徽杭公路，而后沿公路东向杭州；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而后速沿浮梁、婺源直出衢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四兵团于望江至马■间渡江，而后沿江东进，接替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监视芜湖敌人的任务，并准备夺取南京。各部队在成渡后，即派有力部队向两翼扩张，主动接应友邻登陆，协同作战。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主力位于武汉以东，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三野战军渡江。

　　第二野战军渡江对岸的国民党军，是第八兵团刘汝明所部3个军7个师，约4万余人。其第六十八军3个师位于湖口到吉阳镇一线，第九十六军两个师位于吉阳镇至乌沙闸一线，第五十五军1个师位于乌沙闸至贵池一线。绵亘200余里的防线上，区区4万之众，面对兵精弹足的第二野战军，刘汝明自知难以抗拒，心中焦虑万分。刘伯承曾通过多种途径规劝刘汝明放弃无谓的抵抗，投到人民方面来。刘汝明执迷不悟，竟然加以拒绝。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撕下“和谈”假面具，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随即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号令既出，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作战。第三野战军中突击集团于4月20日夜，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将敌长江防线拦腰斩断。第二野战军各兵团继于21日黄昏，同时在西起马■，东至枞阳镇，约200里的宽正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发起攻击。

　　第二野战军的渡江是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进行的。战前，刘伯承强调指出：“现代战斗的权威就是火力，而炮兵的火力就是要掩护步兵突击的成功。我们在突破纵深阵地的战斗中，必须在每一阶段完成每一任务时尽量造成火力的优势。各种炮兵有组织而有互相联系的射击与飞雷发扬高密度的一齐发射作用极大。”据此，野战军司令部适时强化和调整了炮兵编成，除留少量炮兵对付敌人的舰队、飞机外，主要炮火都集中在第一线支援渡江，特别是集中在安庆上下流由第三、五兵团组成的主要突击地段上，正面不到30里就放列各种火炮300余门。4月21日16时，炮兵群开始试射，由于事先侦察周密和测算精确，急雨般的炮弹纷纷直接命中目标。17时30分，炮兵转入摧毁性射击，在安庆上下流的主要突击地段上，数百门大炮纷纷吐出火舌，发出震天动地的轰响。炮弹铺天盖地倾泻到对岸敌人阵地上，朵朵烟云倏忽间汇聚成浓黑的烟幕，不断地升腾和扩展着。经过整整1个小时的猛烈轰击，南岸敌人堡垒大部遭到摧毁，敌军的炮火显得极为微弱。18时30分，主渡突击基地响起了雄壮嘹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滔滔江面，霎时千船齐发，争入激流。指战员们与水手密切合作，橹翻桨飞，直冲对岸。惊恐万状的国民党军慌乱地进行抵抗，打出一些零乱的炮弹，在江面上掀起点点水花。数架飞机赶飞上空侦察投弹，几艘炮艇前来袭扰。但在人民解放军防空、阻截、压制各类炮火的坚决还击下，飞机、炮艇连忙逃窜，对岸炮火渐渐归于沉寂。船过中流，国民党军残存的火炮和机枪再次恢复了射击，企图作最后的挣扎。突击船队立即集中各式武器予以还击，直接掩护冲锋。勇士们发扬船自为战，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冒着弹雨破浪前进，有的船只被击中击翻，他们边抢修边划行，有的甚至干脆跃入水中，进行泅渡。各部先头船，仅以15至30分钟的时间，即横渡长江，分头强行登陆，很快抢占了滩头阵地。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第三、五兵团第一航次成功的6个步兵团，伤亡不到10人。第四兵团第十三、十五两军的突击队在彭泽上下流遭到第六十八军较为顽强的抵抗，伤亡稍大。

渡江那天，刘伯承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作战室里，他不停地命令参谋们了解部队进展情况，计算航次、航速和过渡兵力。当第一航次报告成功时，他立即要求部队按预定方案行动，下令“一达南岸，首先是以足够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击之”。成渡部队根据刘伯承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挺进。后续部队则源源过江登岸，加入了对敌人的连续突击。至21日20时，已渡过了16个团，控制了宽200余里、纵深10至20里的登陆场。至23日，野战军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千里江面全线突破，使敌人防不胜防。汤恩伯眼看江防军一触即溃，有在沿江被分割围歼的危险，就于22日下午下令总退却。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路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两个方向撤退。从22日晚起，第二野战军当面之敌刘汝明所辖3个军，纷纷从殷家汇、东流和彭泽向浮梁、祁门、石埭溃逃。安庆守敌第一七四师弃城渡江南逃，随即被追歼于吴田铺地区。第二野战军部队乘胜进占青阳、高垣、至德一线和马■要塞，迅速肃清了据守江沿的残敌。与此同时，第三野战军连克江阴、无锡、常州、芜湖等城镇，23日，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了22年之久的南京。至此，国民党军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第二、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顺利地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第二节 千里追击
一连串的捷报传到第二野战军桐城指挥部，刘伯承望着作战地图上不断向南延伸的红色箭头和小红旗，不禁露出会心的微笑。国民党军长江防线一触即溃，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溃逃如此之快，似乎超出了预想。他判断：战局虽已急转直下，但敌人仍有继续组织顽抗的可能。国民党军成建制地向南狂奔，看来是想利用钱塘江、沪杭路和浙赣路，以皖浙边山区作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第三野战军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就成了敌人退却的唯一通道。想到这里，刘伯承的目光移开地图，回身叫作战参谋起草给总前委的电报。他边沉思边说：“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溃乱的趋势，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可决定不以主力与第三野战军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即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在总前委主持工作的陈毅、邓小平，立即复电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取消第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第五兵团右侧出上饶东西地区，协同第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视情况向东发展，扩大预定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第三、五兵团仍向原定目标徽州、衢州追击，协同第三野战军钳击京沪杭地区之敌。他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不怕疲劳，兼程前进，勿使敌逃脱”。

　　渡江战役的顺利发展和江南国民党军的狼狈逃窜，使指战员们十分鼓舞，但也影响到战术思想的正确运用。刘伯承在部署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时，就预见到后一阶段的大纵深追击战是一个新课题，曾明确规定部队在过江后的作战指导上，“主力应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击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出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他还就火力部署和侦察指挥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应有随伴炮兵与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在追击初期，恰恰在这些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部队追上逃路的国民党军后，为敌少数掩护部队所迷惑，拘泥于查情况、调火器以及摆开架子再打等老一套战法，结果贻误了战机，使其主力逃掉。有的部队不敢进行大胆、机动的作战，不敢及时分遣，不敢长驱直入，不敢独立作战，因此错过了一些战机。还有的不注意侦察，不派出先遣部队开路，轻率冒进，反为敌所乘。刘伯承汇集了这些情况后，向各级指挥员重申了猛打、猛冲、猛追的方针，并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惶，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在战术上，他又具体提出了不应轻敌，加强机动，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求得分遣与合围能运用自如，加强情报、通信工作和充分利用缴获的运输工具等一系列的要求，使各级指挥员较快明了追击不力的原因，及时调整了部署和改变了战术，大大加快了进军速度，扩大了追击战果。

　　暮春时节的江南大地，霪雨霏霏，芳草萋萋，山峦耸翠，九派透碧。战士们顾不得欣赏沿途的绮丽风光，昼夜兼程，飞速挺进。不管气候阴晖多变，不管道路崎岖泥泞，滚滚铁流直向敌人纵深卷去。所过之处，但见遍地狼藉，十室九空，国民党军奸淫掳掠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指战员们的无比仇恨。左路第三兵团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徽州，是徽芜（湖）、徽杭（州）、徽金（华）等多条公路的汇合点，为进出皖浙边山区的重要门户。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国民党军以侯镜如兵团第一?六军在这一带设防，企图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第三兵团先头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率部取山间捷径，一鼓作气插到徽州城下，接着迂回包围该城，迫使守敌仓皇弃城南逃，被歼6000余人。第三兵团第十一军随后进占屯溪。这就打乱了敌人在徽屯地区组织抵抗的部署。右路第四兵团，过江后一直对敌第六十八军紧追不舍，不使其有喘息的机会，终于在乐平西南石镇街歼灭该军一部。中路第五兵团也以疾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前出至婺源地区。至5月1日，野战军主力控制了屯溪、婺源、乐平一线，横扫敌第一?六军、四十六军、九十六军等部，完全粉碎了刘汝明、侯镜如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组织抵抗的企图。

第三野战军东、中两个集团，于4月27日将逃窜的国民党军5个多军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全部予以歼灭。其余敌人，则麇集沪、杭及其周围地区，妄图负隅顽抗。

　　5月2日，刘伯承和由总前委回到第二野战军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二野应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之敌，开辟地方工作”的指示，给各兵团下达了新的任务：第三兵团向浙赣线义乌至龙游段，第五兵团向衢县至上饶段，第四兵团向横峰至东乡段进击，追歼溃散之敌并开辟地方工作。同时各兵团留置部分兵力于屯溪、浮梁、乐平等地清剿残敌，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开辟新区工作。

　　各部队按规定路线和区域，冒雨向浙赣线挺进。第四兵团主力首先到达贵溪、横峰地区。第三、五兵团也紧接着攻占金华、衢县，第三兵团一部并东进至诸暨，与第三野战军由杭州西来的部队胜利会师。国民党军已呈解体状态，除拼命向浙赣线以南山区逃窜外，残敌纷纷向解放军投降。第二野战军控制了义乌至东乡长达800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胜利地完成了渡江作战第二阶段的任务。

　　5月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杭州，主力准备发起上海战役。第二野战军为扩大战果，并密切配合第三野战军作战，刘伯承、邓小平于5月7日发出新的命令：“各部队抵达浙赣线之休止地区后，应分别以轻装师或轻装团附电台续向南猛追，寻歼逃窜之敌（近日某些部队日行百里左右，穷追逃敌之精神，应予发扬）。三兵团追击方向为永康、武义、宣平、遂昌、松阳地区，五兵团为龙泉、浦城、崇安地区，四兵团为铅山、资溪、临川地区。如四兵团能速以有力部队挺进到建阳截断敌人逃到福州之公路，则更好。”

　　在及时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各部队战术更加机动灵活，采取了适时分遣合击、大胆迂回穿插的战术，并充分利用缴获的汽车等交通工具，大大加快了追击速度。各兵团一路所向披靡，连下丽水、青田、古田、南平等浙南、闽北重要城镇，前锋直达闽江、赣江，为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四野战军进军江西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此，第二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共歼敌10万，解放了安庆、歙县、金华、上饶等86座城市和皖南、浙西、闽北、赣东北的广大地区。

　　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不仅使国民党反动派丧魂落魄，而且使美帝国主义气急败坏。美帝国主义眼看着他们的在华利益即将丢失，对中国人民的胜利充满了仇恨。他们仍然企图玩弄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在中国东南沿海增调海军兵力，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挑衅和恫吓。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了有效地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令第二野战军主力停止南进，在浙赣线集结待机，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5月14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关于休整与备战的指示》，指出：渡江进军之作战，至现刻已告结束，为准备将来之机动或任务，特根据地形与经济条件和部分的作战任务，规定新的工作。新的工作包括调整休整地区和确定休整内容。休整地区，指定三兵团主力以金华、江山为中心，五兵团主力以上饶、弋阳为中心，四兵团主力以鹰潭、东乡为中心。基本地域在浙赣线两侧。休整内容，除大力展开城乡工作，收剿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外，主要进行战后组织整顿，调配武器装备，总结作战经验和展开以山地、河川、稻田地战斗为中心的军事训练，认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

　　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一部由蕲春、黄冈间渡江，迫使白崇禧集团放弃长江中游，向南撤退。当即解放武汉。5月16日，刘伯承令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迅以主力出丰城、高安之线，配合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作战，并准备接管南昌。5月22日，第四兵团进驻南昌。第三野战军部队于5月27日解放上海。至此，渡江作战宣告胜利结束。

第三节 首任南京市长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雄壮步伐，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移到城市。中共中央、毛泽东正确地把握着形势的这种新特点，指示全党全军“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并明确地规定了“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鉴于渡江战役胜利在即，国民党首都指日可下，便预先确定由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兼市委书记。南京刚刚宣告解放，又任命他为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在指挥第二野战军渡过长江、部署好挺进浙赣路的行动后，即率领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桐城向南京进发。

　　4月29日，刘伯承一行风尘仆仆地抵达浦口码头。在苍茫的暮霭中，扬子江畔一片沉寂。道旁的店铺，几乎家家大门紧闭。偶或也见有门扉半掩的，但少人出入，显得十分萧条。被敌人丢弃的破车烂炮触目皆是。稍远处，黛色的群山渐渐失去光亮，间或传出凄厉的枪声和转瞬即逝的信号弹光。这一切，表明蒋军残余尚未肃清，南京城并没有安定；也预示着治理这座被蒋介石盘踞多年的城市，将经历一番艰巨的斗争。

　　过江的轮渡徐徐驶向南岸。人们兴奋地伫立船头，放眼灯火交烁的南京市区，期待着即将踏上“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形胜之地。他们知道，自从蒋家王朝定都于兹以来，南京就成了旧中国反动政治的代名词。雨花台下，埋葬着多少烈士的忠骨；中华门内，铭刻着日寇大屠杀的奇耻大恨。22年间，南京人民一直在苦难中呻吟。而今，人民军队旌麾南指，蒋家王朝顷刻瓦解，南京终于获得了新生。对刘伯承来说，他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把官僚的消费都市改造为人民的生产城市，他感到这个任务并不比指挥淮海战役轻松。

　　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未及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等到刘伯承上了车子，警卫员突然拍着额头大叫：“唉呀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哪里开呢？”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就果断地说：“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伪总统府，很快就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上了。陈毅闻讯，亲自坐车赶来，把刘伯承安排到赤壁路一座原国民党要员的公馆里。两位老战友相见，谈起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兴奋得欢笑不止。第二天，刘伯承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5月1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落。邓小平、陈毅分别代表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发表了讲话，勉励第二、三野战军的干部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南京而共同奋斗。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即席讲话，他说：“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到来了！然而，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工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三位领导人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与会的许多人，尤其是地下党员们，这是平生第一次目睹他们的风采。原来心目中的叱咤风云的形象，加上眼前这种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使他们更加感到可敬可爱。会场里不断爆发出欢声笑语，高潮迭起。

　　当时，人们还缺乏管理城市的知识和经验，工作人员大多是刚放下枪杆的军人，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各项工作处于草创阶段，许多事情都需要刘伯承亲自决断、处理。那些天，各种会议接连举行，各种人物川流不息地来访或要求接见。刘伯承都一一出席或安排接见。还有众多的群众集会和座谈会，仅从5月13日至18日的6天之内，工人、学生、文化、工商各界座谈会就开了近10次。各界人士出于对新市长的尊敬和爱戴，所有会议一律要求他出席，甚至提出到会见见面也好。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劳累不堪，一再劝他少参加一点会议。他回答说：“从目前来讲，会议就是一种实施领导的形式，我作为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职责呢？群众要求见我，并不是我刘伯承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只是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和希望。”他把出席工作会议和群众大会，当作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极好时机，总是一丝不苟地起草和准备发言稿。有时在办公室忙到曙色临窗，接着就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每天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大声招呼警卫员：“装茶。”警卫员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用茶解乏的老习惯，只要喝下一大缸苦涩的浓茶，他又会显得精神抖擞，继续伏案工作。

5月9日，坐落在市中心的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院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块印着“南京人民政府”字样的闪闪发光的大牌子，被人们抬进办公室。明天，它就要悬挂到市政府大楼的门墙上，庄严宣告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工作人员来向刘伯承汇报庆贺典礼的准备情况，他边点头表示同意，边微笑着诙谐地说：“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当天，他专门召集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开会，发表了一席精彩的讲话。他首先指出：“南京在4月23日解放了，从这一天起，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就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了。国民党集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南京永远被消灭了，从此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因此，23日这一天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接着，他对当前革命性质和有关政策作了深入的分析：“今天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说无产阶级领导的，就是说无产阶级是司令员，是领导力量，没有无产阶级这个司令员来领导，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如果不依靠工农为基础，团结人民大众，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所以，如何组织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如何争取尽可能多的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重要的一环。我们所以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不仅是使反革命孤立的问题，而且在于团结一致努力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稳步走向工业国，因此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与我们合作，要在思想上确定下来，工作上确定下来。谁要是忽视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问题，谁就会在工作上犯错误。记住我们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那就要严格地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要明确认识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即使有时也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他们，绝不是打倒他们。……我们在分清营垒及对有关政策问题处理之时，必须调查研究，谨慎小心。”

　　在谈到当前尖锐复杂的斗争时，他的语调变得严肃起来：“现在我们是胜利了，敌人是失败了，但敌人失败不等于完全停止抵抗，相反的，是企图从各方面继续抵抗。现在敌人一般是由集中的公开的转为分散和隐蔽的斗争形式，来反对中国人民争取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国家。尤其是南京解放不久，潜伏的敌特会用各种办法来反对人民的统治，如造谣破坏、挑拨离间，尤其是要利用各种合法名目一面掩护活动，一面破坏我们和民主人士的合作。所以在实行军事管制中必须加以警惕。不仅要注意公开的拿枪的敌人，而且要注意隐蔽的不拿枪的敌人，以确保人民民主秩序迅速建立。”

　　作为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着重讲述了人民政府的任务和职责，提出：“我们今后要做什么？首先要进行生产建设并作为中心工作。自然，我们军管会首先要把南京顺利地接下来才能好好地管，而管就要把官僚庞大消费的南京逐渐变为人民生产的南京，这就是如何实行毛主席指示我们的经济纲领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里首先就要解决国民党在南京造成的失业问题，而发展生产与恢复生产必须依靠工人，要依靠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从唯物史观去看事物。了解公私工厂生产情况，即原料制造、销路情况，如何恢复与发展生产，如何对国民生计有利，对工人有利，对资方有利。工厂恢复了，资方有利可图，工人生活有保障。工厂生产发展了，资方利润大了，工人就以劳资两利的方针适当地改善生活。同时农村也要恢复与发展生产。必须使城市供给乡村以必需的工业品，而乡村则供给城市以粮食和原料，且逐渐使之向工业方向发展。其次，要进行教育文化建设，培养大批知识分子科学人才，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使之参加生产恢复与发展的工作以及政治、军事、文化各种建设工作极为重要。”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刘伯承认为关键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政策和策略观念。他继续说：“用政策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向他们解释南京解放的意义，解释党的政策，经过群众路线，使其一道来执行党的各种政策，建设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南京。应分头召开各界座谈会宣传与解释党的政策，耐心征询意见，特别欢迎他们对我们的各种批评，知道他们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给以合理的解决，使人民大众从自己生活体验中认识今日的天下真是人民大众的，而来拥护我们，使政权巩固起来，而不要使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恭敬的神像，犹之乎农民对玉皇大帝那样。如果玉皇大帝三年不下雨，农民也会把它搬出庙来晒太阳。假使共产党做事未为人民有利，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一定让你依靠，群众就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他这是把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申到人民政权的建设上，并且深刻指出人民政府的生命力在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否则会有被人民抛弃的危险。

　　为了进一步说明群众路线是人民政权的根本路线，他又指出：“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就要解决群众必须解决的问题。古人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意也在于此。我们要以毛主席的作风在群众工作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把群众路线当做口头禅。须知脱离群众是非常危险的事，我们的敌人经常在窥伺我们，一发现我们脱离群众就要来攻击我们，企图打倒我们。……同志们对此须再三警惕。”他还联系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说，“农民革命的首领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

　　对于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中滋长起来的严重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甚至腐化堕落的现象，他毫不容情地批评说：“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傲蜕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其要以此作为教训，丝毫不能放松，让它们发展。”

　　他号召大家说：“由解放区南下的同志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首先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做到组织上、政策上、思想上的会师，共同坚持党的政策，认真地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果能这样做得好，我们就能把消费的南京建设成为生产的南京。”

　　最后，他以简洁的口号作为结束语：“学习毛主席的作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虚心学习，不骄不躁，艰苦朴素，以树立新的人民作风。”

　　刘伯承平稳而又洪亮的声音，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聆听者一致称赞这是一篇出色的“就职演讲”，人民政府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至应注意克服的倾向，都全面而深刻地进行了阐述。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觉得，刘伯承的施政报告一如他打仗时发布的作战命令，敌情、我情、任务、条件、薄弱环境，交代得清清楚楚，使人完全明白以后该怎样去执行和落实。另外一部分来自地下党的干部，则为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对政情民风的了解而深深折服。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南京市长遴选得人！南京的治理与建设大有希望！

　　恢复生产是一项最为繁重的任务。解放前，南京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鲸吞豪夺的指挥中枢，久已形成畸形的、消费城市的特点。它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公馆多；工人少，公务人员多。少数“国营”工业，多属官办消费性质，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解放后，官僚企业陷于停顿，公务人员闲散街头，私营企业开工不足。致使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要求就业、复业与救济的比比皆是。

　　在刘伯承主持下，南京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首先抓紧接管和复工工作。接管主要是对官僚资本企业进行的。军管会一开始工作，就立即组建了财政接管委员会，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村部等12个经济机构实行了全面的接管。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自上而下地、有系统地了解各企业的情况，掌握了主动权。同时自下而上地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接管，帮助整理、清点账本、物资，还尽力争取厂方人员给予必要的协助。刘伯承和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等人，亲自参加各系统旧职员座谈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讲解接管的意义，宣布解放军约法八章及接管办法，较快地解除了这部分人的顾虑，使他们较积极地协助接管工作。由于深入发动和争取了公私企业劳资两方面的人员参加，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历时一个月即告结束，为复工准备了有利条件。

对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官僚资本企业，财政接管委员会根据其现有条件，使接收工作与复工同时进行。华中矿务局等单位采取接收与复工并进的办法，工人、职员情绪很高。因为接收快就是复工快，他们即将有工作可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

　　对复工的全面领导工作，市军管会组织了生产设计委员会来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以市政府指派为主，吸收职工代表和适当数目的工业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制订出3个月恢复生产的初步计划。刘伯承特别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和骨干作用，他多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讲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他还注意虚心听取工人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在一次工人座谈会上，他诚恳地提出四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如何解决：（一）怎样从被统治者变为统治领导者来管理自己的城市。（二）怎样使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三）怎样使城乡矛盾变为城乡结合互助。（四）怎样过物质生活和学习生活。这几个问题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工人们纷纷向他表示：我们一定要努力恢复生产，拿出主人翁的姿态，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劳动纪律，争取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支援国家建设，支援解放军。

　　生产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硫铁矿、机械厂、兵工厂、被服厂复工，使之为战争服务。

　　由于公私企业的相继复工，解决了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但工厂企业少是南京的固有弊病，对于庞大的失业大军来说，仍然存在着僧多粥少的矛盾。在刘伯承的直接关心下，生产设计委员会主要以组织转业与开办工人学校来解决就业问题。转业是为了调剂各劳动部门之间劳动力的不平衡。开办工人学校则是储备产业大军，以适应祖国建设事业的大发展的需要。

　　经过这样的综合治理，短短3个月内，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失业问题也大体得到解决。不仅工人和市民群众皆大欢喜，而且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感到满意。

　　紧接着是解决职工的工资问题。这个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刘伯承坚持以维持现状为原则。对于解放前因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薪差额，他主张在调查研究后依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适当进行调整。这样，获得了工人、职员的普遍满意，同时也减少了职工之间的矛盾和市场物价的波动。复工、就业和工资三大问题的基本解决，标志着南京市政治理工作的初步成功。

　　在金融贸易问题上，经历了一场复杂的斗争。特务和奸商一面造谣惑众，一面大搞银元投机，曾一度造成市场的混乱。刘伯承加强了财政委员会和财政金融办公室的领导力量，选派得力干部去从事这项工作。财政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切实抓了禁止银元流通、发行人民币、掌握物价这三个环节。为了迅速处理和排除伪金圆券，5月2日财政委员会公布了比价及限兑办法，不过8天时间，即基本兑换完毕。人民币的信誉确立了，物价也平稳了，敌人的破坏阴谋终究归于破产。

　　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后，刘伯承兼任统战部长。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南京的工商业界和文化科学界经历了从动摇到积极的变化。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使南京的工商业发生很大困难，工商业者普遍忧心忡忡。敌特散布的大量谣言，又使工商业者十分惧怕共产党进行清算斗争。在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中，存在着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怀疑和对美帝国主义援助的幻想。刘伯承在同有关部门详细分析了这些现实状况后，认为应从宣传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双管齐下，调动工商业者和文化科学界人士的积极性。他还亲自出面做动员教育工作，或出席座谈会慷慨陈词，或与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和文化技术专家促膝交谈，较快、较好地解除了这部分人的思想顾虑。

在南京市市委、军管会、市政府联合召开的工商业代表座谈会上，刘伯承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要。他指出：“为了执行这个纲要，就必须照顾到四面八方。公私是一面的两方，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国家（公营）经济是领导成分，而私营经济是占了第二位。单纯地发展公营企业，而不在原料、制造与推销上，去照顾私营企业，即等于在发展经济上去了一只脚。只有既顾公而又顾私，才能于国计民生有利，将农业国引向工业国的方向发展。劳资，这又是一面的两方，既要照顾到工人无法生活之苦，而改善对工人不合理的生活待遇，又要照顾到资方的有利可图。片面偏重哪一方，就不能发展生产，也就于人民无利。城乡，是另一面的两方，过去的城乡是矛盾的，是对立的，是城市剥削乡村的。今后应该是城市着重为农村服务，以合理的价格收买原料，以足够的工业品，合理的廉价供应农村。而农村则给城市以生活必需品，且将来也能向工业化发展。内外，又是一面的两方，即是在贸易问题上，既有对内的贸易，又有对外的贸易，以使物资、经济的交流得到合理的畅通。”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运用生动、贴切的语言，深入地分析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等的对立与统一关系，活画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幅蓝图，澄清了各方面人员的疑虑，使各种思想障碍迎刃而解。

　　针对工商业者害怕清算斗争的心理，他特别指出：“共产党毫不隐讳地宣布，我们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我们是要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然而共产党人是唯物史观者，现阶段的革命，只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做朋友，起来做主人。我们反对的，只是百分之十以下的反动统治者。这是根据今天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条件来规定的。所以，只有照顾了这四面八方，才能达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刘伯承正确通俗地解释了党的政策，民族资本家的忧虑为之一扫。永利化学厂厂长感慨地说：“在过去，要想在中国独立地发展民族工业，真是何其艰辛，内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欺诈。现在已经是人民自己的世界了。我们要积极解决运输和电力困难，研究减轻成本，提高产量，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这也是我们发展工业的唯一道路！”一家百货公司的经理也颇有感触地说：“往日国民党请我们商人的客，是要我们出钱。今天共产党的市长请我们的客，则是商量发展工商业，并且可以贷款发展生产，这是我们从来想不到的。”

　　在文化科学界座谈会上，刘伯承说：“今天文化科学界欢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我们都看到旧的中国即将完全打碎，我们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是繁重而又光明的。在这个建设中，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开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学建设。”与会的文化科学界知名人士听了非常感奋，一致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文化科学专家的高度重视与殷切期望，一定要为建设新南京贡献各自的力量。当场有许多专家、教授对南京市各方面的建设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刘伯承代表市委、军管会、市政府表示热忱欢迎。原中央大学医学院一位教授，概括了与会者的心情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人不能专为生活而生活，生活就要工作。在人民政府教育下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必能人尽其才，为新社会服务。”

　　刘伯承一贯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在南京市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他即席向学生们讲解了五个问题：（一）我们的胜利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反对百分之十以下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者的胜利。（二）目前的斗争要看清敌人由反人民的公开斗争，变为隐蔽破坏的斗争。（三）我们要进行生产与文化科学的建设工作。（四）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五）在学习中要预见困难与克服困难。他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语言，博得与会者衷心的欢迎，激发了一颗颗奋发向上、报效革命的心。

6月下旬，刘伯承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的身份，赴上海参加了华东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封锁和发展城乡生产。7月9日，他在南京市支部书记和军队团级以上干部会上，结合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题为《关于反封锁与城乡生产的互助和交流问题》的长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详尽地总结了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肯定了恢复生产、文化教育和处理失业、疏散人口、维护社会治安的成绩，指出了干部中存在着在调查研究、政策学习、组织观察、群众路线等方面的缺点。对怎样打破敌人的封锁，他从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进行城乡互相交流、搞好宣传教育、实行精兵简政等方面作了系统的回答。

　　就在这个报告中，刘伯承提出了进军西南的任务，指出：第二野战军干部一部要继续留在南京，坚持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另一部将到西南去进行军事战线的斗争。……不论留在南京的或要到西南的，都要服从党的决定。……我们向西南发展，去消灭敌人残余力量，建立西南国防，乃是完成全国彻底胜利的光荣任务。不要因“此间乐”，就“不思蜀”了。此后，他就离开南京市的领导岗位，去筹划进军西南的工作了。[pagesplitxx]
第十九章 治军必先治校
第一节 “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乘飞机离开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飞机越过大巴山，江汉平原尽收眼底。俯瞰着脚下的锦绣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国建设的灿烂前景，想到了军事教育事业即将出现的繁荣春天。这次工作岗位的转换，是时代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召唤，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要求。随着思绪的滚动，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

　　6月间，他得知中央军委开会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心中立即萌动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头。他清楚地知道，全国解放之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主要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战斗；而今后，将主要是担负保卫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责。这就给军队提出了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过去由于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使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即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制度非正规化，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这些在过去处于敌强己弱、长期忙于应付战争的情况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掌握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有了强大而可靠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创办、扩建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刘伯承正是有见于此而主动请求来办军校的。

　　就个人而言，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从泸顺起义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直至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他不但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

　　刘伯承想去办学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

　　当时，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他听了之后，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这一件事，中共中央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他们总想着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恳切地写道：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泽东和朱德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重要决定。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高级指挥学府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中共中央对给刘伯承递交信件这件事也很重视，特地委托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办理。聂荣臻决定派遣华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陶汉章专程前往重庆送信。他对陶汉章说：“你在红二方面军时就认识刘伯承同志，所以送信的差使让你去。”陶汉章到达重庆，在北碚见到了刘伯承，递上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

　　刘伯承看完了信，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高兴地说：“古语说得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啊！请你转告聂老总，就说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我把这里的工作给小平同志和贺老总交代一下就走，不日即到京复命。”

　　几天后，当陶汉章向刘伯承辞行时，刘伯承再次请他向聂荣臻转述自己坚决服从调动，愿意去办学校的愉快心情。还托他捎回一些四川榨菜、豆瓣酱之类的土特产食品，说：“朱老总、聂老总都是四川佬，这些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他们一定喜欢。”

　　在刘伯承待命的这段时间里，陆大的筹建工作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展开了。中央军委向全国各大军区（也称战略区）抽调领导干部，组建了陆大筹委会，并派人到东北等地勘查地形，选择建校地址，准备动工兴建陆大校舍。

　　这一年，朝鲜战争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随后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派遣海军进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大举向北朝鲜进犯，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前线需要大批干部，而大批干部又需要加速培养，需要系统的教育与训练。形势逼人，创办陆大已经刻不容缓。

　　就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4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发了一个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

　　他接到这封电报，在重庆再也坐不住了。他把西南的繁忙公务迅速交代完毕，便登上了飞往北京的客机。

　　飞机一路穿云破雾，把万水千山一鼓脑儿地抛在身后。几个小时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相继闯入眼帘，逶迤奔腾在峰峦之间的长城，显现出一派非凡的气势。刚刚见到紫禁城里金碧辉煌的建筑群，飞机的机身已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了。刘伯承步出机舱，见朱德正向他挥手。他急步跨下舷梯，与朱德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第二节 中南海的灯光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领导陆大筹委会加紧筹建工作。

　　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具体地点授权刘伯承决定。

　　11月，北京已是北风呼啸的初冬季节。一天上午，刘伯承和军训部长萧克等人，乘车出阜成门，直奔石景山地区。不一会儿，朱德也来了。他们会合在一起，从石景山向北到八大处，再向西到永定河沿岸，最后向东折回到八里庄忠烈祠，周行70余里。他们不顾风沙扑面、寒气袭人，几次登上山岗，兴致勃勃地察看这一带的地形、水源，选择营建陆大的合适地点。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带供水供电困难，只好放弃。

　　第二天一早，刘伯承又乘车出西南门，来到圆明园勘察。圆明园位于京郊西北，以西与颐和园、玉泉山遥遥相对。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清朝皇家园林，1860年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焚毁，至今只剩下一片废墟。然而，它占地广阔，环境幽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确实是办学校的理想场所。但是，他考虑到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历史见证，对于教育后代，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军队不应该占用。于是又把在这里建校的想法放弃了。

　　经过两次勘察校址，刘伯承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兴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他的意见得到筹委会的赞同。

　　刘伯承把目标投向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华东军大设在南京城的东南隅，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各类设施也较齐全。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主政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中共中央专门作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那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现在毅然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中共中央始终关注着陆大的筹建工作。在筹备期间，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确定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

　　刘伯承与周恩来久已相熟，从南昌起义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他曾与周恩来共事，襄助戎机、擘画军事，两人相得益彰，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常对人称赞他博学强记，通晓古今，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不能按时睡眠。他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要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工作人员端来了早餐，周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便开始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这里是会客室兼着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陋。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碟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煎鸡蛋。看着这一切，刘伯承和同来的人都很感慨：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

周恩来用完早餐，谈话开始了。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向周恩来报到。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马上就会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地说。

　　“你搞得好，搞得好的。你有几个特长：有学问，有搞教育的经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周恩来笑着鼓励他。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也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向周恩来诚恳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和要求。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来帮助工作。

　　一提到顾问问题，刘伯承很自然地想起当年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交往。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以往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向周恩来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更名为军事学院。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再行搬迁。三是干部问题。当时朝鲜前线急需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使军队的干部不够用的问题显得很突出。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这些意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吧？”

　　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点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是啊！我是有这个意思。”刘伯承一面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第三次会见是在一个晚上。周恩来围绕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和刘伯承等人作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在大体确定军事、政治、文化各课的课程后，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军队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问题。刘伯承提出，选调教员非常困难。现在有一批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当中有的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周恩来表示，可以让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从每期毕业学员中选留一些人员任教，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是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谈话结束了。周恩来将刘伯承等人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

　　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宁静、安谧。但是，这里，那里，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中共中央的领袖们还在埋头筹划着治党治国治军的方略。

　　刘伯承等人沿着中南海湖畔的砖石甬道向大门口走去，瑟瑟寒风吹在他们身上，他们却感到心里是热乎乎的。
第三节 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刘伯承和筹委会的同事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向周恩来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聂荣臻、萧克等作详细汇报。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随手记下来。

　　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除校名和校址按他原先的建议，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暂设南京外，主要内容是关于组织机构和训练方针。

　　关于组织机构。学员与班次：共设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空军速成科、海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等6个学习单位，及一个陆军函授科的业务机构。陆军本科定额370名，收团、营级及部分优秀的连级干部，有初中文化水平，年龄在30岁左右者。陆军速成科定额500名，收军、师、团及个别兵团级干部，具有高小文化水平者。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总参情报部选送学员50名。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俄文编译局负责选调50名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础的人员再予提高，并授以军事知识，以解决军事翻译及俄文教员的缺额。函授科定额150名，收在职团级至兵团级干部，有自学能力者。学制，陆军本科两年，陆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均为一年，陆军函授科一年半。海、空军速成科暂缓成立。

　　领导机构：全院设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并设立战史、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通信联系、政治经济、文化外语等15个教学组织，以及学术研究室和翻译室。

　　所需干部：除已决定调作学院领导干部的促其到职外，拟再由全国各大军区调25名军、师级及个别团级，有相当文化程度及实战经验，有培养前途的军政干部来院培养，作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学院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由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选调。

　　关于训练方针，确定为：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且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上报中共中央。三天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筹建工作的新阶段。如果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起草军事学院的创办计划，那么，以后的工作则是把这个创办计划付诸实施，把蓝图变成现实。

　　11月21日夜晚，刘伯承乘火车赶赴南京，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

　　第二天上午，刘伯承便开始办公。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临时委员会。临时党委由刘伯承、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刘忠等5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接着，召开第一次会议。当时，除刘忠之外，其他委员都已到职。但说来也巧，正当会议进行之中，原任西康军区司令员的刘忠千里迢迢赶来报到了。

　　刘忠原是第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见到刘伯承倍觉亲切。他一面向刘伯承立正、敬礼，一面气喘吁吁地说：“刘司令员，我……我来晚了。”

　　刘伯承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走到刘忠跟前，紧紧握住他的手，风趣诙谐地说：“刘忠同志，你来得不晚，来得正好。你看，就差你这一脚（角）了嘛！”

　　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同时，任命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这个领导班子是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军区抽调干部组成的。其中，陈士榘、钟期光来自华东军区，陈伯钧来自中南军区，刘忠来自西南军区，陶汉章来自华北军区。这些人，除陈士榘1952年调军委工程兵部工作外，其他的都跟随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度过了8个春秋。他们在以刘伯承为书记的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军事学院的创立与壮大，为全军教育与训练事业的不断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领导班子组成之后，刘伯承连续主持召开了院务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教学工作人员大会，号召全院同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把“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学院开宗明义的“第一乐章”。

　　从11月下旬开始，奉中央军委命令，由全国各大军区调给军事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陆续报到了。但是，原定调的25名，只到了11名。其他大部分因种种原因没有到任。刘伯承只好先以这11名干部充任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然后把从华东军大、华北军大调来的干部分配到机关各科室、各基层分队工作。另外，又把新入伍的1000多名青年学生编成一个教导团，下设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和通信兵等5个营，专供演习使用。就这样，初步建立起了军事学院的组织机构。

　　在选拔和使用干部上，刘伯承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总政、总干的安排，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他说：“我办军事学院，是把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两块银’镶嵌在一起了。”

　　从12月份开始，学员们陆续从全国各地前来军事学院报到。根据报到的学员们的实际情况，刘伯承重新调整了各个学员科的组成和学制。把原来的情报参谋训练班改为情报科，学制两年。把原来的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分为3个科：一个训练团及部分优秀的营级干部，学制两年；一个训练师、团级干部，学制一年；一个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学制也是一年。

　　对于各个学员科和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学员科，有人提议叫“将官班”，他认为这个名称不好。国民党陆军大学就曾经设有“将官班”，那是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收买拉拢各派将领而设立的，根本不是传授军事学术的组织，而且早已声名狼藉。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将它定名为高级速成科。训练师、团级干部的定名为上级速成科，训练团级及部分优秀营级干部的定名为基本科。

　　对于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也翻书查典，很动了一番脑筋。他查阅了俄汉辞典、露和辞典和原版俄文辞典等好几种工具书。最后，看到露和辞典上有一个词：“Κα?准ｅлｐａ”，俄文原意是讲坛的意思，是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他非常欣赏这个词。他认为，作为给学员传授知识的教学组织，应该是一个有充分学术民主和学术研究空气的宽松和谐的组织，不应该把它搞成一级行政组织机构。于是，他根据露和辞典这个词，把军事学院的教学组织定名为“教授会”。他解释说：“教授会，教授会，顾名思义，是‘教之以理，授之有术’，是教授们开会的组织。”

　　对于报到的学员，刘伯承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入学条件进行了严格的复查，将“少数师团干部，因身体残疾不能坚持学习者，及一部分营级干部，军事基础太浅，无实战经验，非优秀干部，确无造就前途者”，一概退回。但是，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学员文化程度的审查则不得不适当放宽尺度，只要求有高小甚至初小文化水平就可以了。

　　报到学员共900多名。经过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退回或转送其他学校的有140多名，军事学院只招收了758名学员。刘伯承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选拔一个合格的学员入学，就要出一个合格的产品交给国家。

　　12月15日，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大纲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及参谋干部。在实施训练之后，以能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大纲还规定了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情报科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规定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不久，刘伯承又颁布了政治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学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军现有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国防的指导思想。掌握联合兵种的作战本领，必须是和总结我们过去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应当强调学习新东西，但不能脱离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大纲还指出：“一方面应当说明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迅速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又一方面又应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协助改进教学方法，巩固与提高学习信心与学习情绪。同时，反对骄傲自满、懒惰松懈，闹个人主义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这两个大纲，体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方针，明确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和任务。

　　工作起来，刘伯承仍是战争年代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尽管组织机构尚未健全，但他已着手进行各项具体的教学准备。他主持召开了军事学院第一次训练准备会，很快拟订出基本、上级速成、高级速成和情报4个科第一学期的教学计划；确定了这4个科军事基本课目的教授方法和野外作业实施方法；并组织了对一些重要课程的集体备课和试教工作。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刘伯承向全体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作了题为《学习任务与学习任务的保障》的动员报告。他说：“全国人民在今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中，筹建了我们的军事学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在国家被侵略的斗争状态之下筹建起来的。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接着，他历数美国侵略者的罪行，赞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勉励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尽快把军事学院创办起来，为建设一支“如虎添翼”的新型的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而奋斗。

　　在抗美援朝的炮火与硝烟中，刘伯承和全院人员用心血与汗水，谱写了军事学院光辉历史的第一章。大家以满腔的革命激情，迎接军事学院的正式诞生。

第四节 火红的校旗
1951年1月15日晨，风平雾消，红日高照。军事学院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刘伯承领导学院全体人员经过了紧张艰苦的工作，仅仅用了48天时间，筹备工作就大体就绪。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和情报科第一期，已经在1月8日开始上课。

　　校园里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大门口扎起了彩坊，大路旁插上了彩旗，一些楼房上悬挂着大幅的标语，到处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校园里的中心广场，布置得更加庄严肃穆。检阅台粉刷一新，上面悬挂着一颗巨大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两侧搭起了参观台和来宾席，再往外还树立了两个横向标语牌，一边写着“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提高自己的军事水准”，另一边写着“掌握现代的技术兵器指挥各兵种协同动作”。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根银白色的旗杆和一个金黄色的标语塔，上面写着：“全学院教职学员团结努力，为完成学会战胜敌人的军事学术的任务而斗争。”

　　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开学发来了祝词。祝词全文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院长并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教员、学员同志们：

　　兹值军事学院开学之际，特向你们致贺！望全院同志们努力学习，总结我军作战经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掌握正规化的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军原则与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从我军现有基础上，为建设更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国防军而奋斗！”

　　毛泽东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朱德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中央军委送来了贺幛，上写：“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并派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军训部长萧克和总政副主任萧华等3人为代表，出席成立典礼。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一些野战军，以及华东党政机关，也送来了贺幛，并派代表参加这规模宏大的盛典。

　　上午8时，刘伯承身穿黄呢军服，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地走上检阅台，向中央军委代表报告典礼开始。这时，军乐队奏起国歌，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央的银白色旗杆上冉冉升起。

　　首先举行授旗仪式。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并讲话。他说：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举行成立授旗阅兵式。我代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光荣的‘八一’旗帜，授予刘院长伯承同志和军事学院全体同志。这面旗帜，代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克服困难，英勇战斗，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这是常胜的旗帜，它强有力地庄严地显示几十年来中国劳动人民能以自己的武装，英勇地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我希望军事学院全体同志在刘院长领导之下，保持和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去完成毛主席、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予的通晓马列主义军事科学、通晓毛泽东军事思想、通晓组织与指挥现代化作战、负责训练与培养高级指挥员的光荣教育任务！我相信在刘院长领导下的军事学院，将能在我国的军事建设中以及在保卫祖国、保卫世界民主和平的伟大斗争中起重要作用。”

　　陈毅讲话之后，刘伯承用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面，先跪下一条腿，双手捧着军旗的下角，吻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接过军旗致答词。他说：

　　“我接受了我们军事学院的战斗旗帜之后，让我在您面前，向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提出保证：我们全院人员将永远保持这面尊严的富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传统的旗帜，作为我们军人的英勇与荣誉的象征。”

　　“军事委员会给予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能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我在此向您提出保证：我们刚成立的军事学院的学员、教员、政治人员、行政人员，一定能团结努力，发扬高度的组织性，为如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斗争。”

刘伯承讲完话，双手擎着军旗，走下检阅台，登上一辆敞篷吉普车。在两名头戴绿盔、手握钢枪的警卫战士的护卫下，乘车绕场一周，把军旗向全场展示。然后，交给在仪仗队前面站立的军旗手。

　　接着，举行阅兵式和分列式。刘伯承同陈毅、萧克和萧华，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由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各个方队，然后回到检阅台。

　　在登检阅台的时候，刘伯承、陈毅互相礼让。刘伯承请陈毅先上，陈毅推刘伯承先上。最后，两人挽臂携手，一同走上检阅台。这两位野战大军的统帅，过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曾赤心相扶、协力筹策，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天，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上，又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了。他们站在检阅台上，不时地举手还礼，向接受检阅的各个方队致敬。

　　各个方队以“八一”军旗为前导，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嘹亮的口号，渐次通过检阅台。在他们中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各级指挥员。对于阅兵，都曾经历过多次。但是，他们感到这一次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不仅是通过军事学院成立庆典的检阅台，而且是在通过人民解放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点；他们不仅是行进在普通的操场上，而且是行进在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宽阔大道上。

　　当晚，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军事学院成立庆祝大会。刘伯承致开幕词。他首先对各单位前来参加成立典礼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对华东军区、华北军区参加筹建工作的人员以及华东党政各机关表示感谢。他重申了中央军委赋予军事学院的训练任务，要求学员要拿出过去打败敌人的战斗精神来攻读所学的课业，日有进益，像过去历次战斗胜利成功一样，获得学习的胜利成功。

　　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在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的重要意义，号召全体学员“要用苦功从事学习，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要打破轻视学习的情绪，要打破自高自大不求进步的情绪，要克服拒绝吸收新知识的保守倾向，要把战场上的突进勇气转到学习上去”。

　　萧克、萧华、学员代表、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也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萧克说：我是和学员同志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军训部和军事学院一样，都有研究学术的任务。刘院长不仅是军事学院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愿意和军事学院的同志们一起，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共同学习。萧华强调：学习同打仗一样，只要有决心，只要勇敢顽强，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杨勇表示：我们学员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又加上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学习机会很少。我们一定要在这次学习中克服种种困难，克服可能产生的保守观点和狭隘经验主义，努力完成学习任务。